中美聯合聲明中最重要的，是釋放出了優化經濟增長戰略的信息。中國首次提出的減排新目標作為一種承諾，將轉化為一種強約束，讓政策和經濟資源更多地向新能源研發和綠色產業傾斜。
中美兩國11月12日在北京發布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宣布了兩國2020年后各自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在聲明中，美國首次提出到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較2005年整體下降26%-28%，刷新了美國之前承諾的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17%的目標；中國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并將于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作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同時也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兩個國家。根據全球碳計劃公布的數據，2013年全球人類活動碳排放量達到360億噸，中美分別占29%和15%。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美兩國責無旁貸。
但在共同承擔這一國際責任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差異性。一方面，全球氣候變化是長時期內疊加效應的反映，美國等先行工業化國家需要承擔更多責任，中國碳排放量猛增，是最近30年工業化發展迅速、經濟活動大大增加的結果。假如僅以近期碳排放量劃定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責任，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后發國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能以犧牲其發展訴求為代價，否則同樣有失公平。
中美聯合聲明中，對于控制碳排放量采取了不同表述形式。美國采取了計量表述形式，中國則是劃出了碳排放量封頂期限。在不同表述的背后，包含了不同的責任分擔。這也符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中美聯合聲明，還明確釋放了合作開發清潔能源的信息。中美兩國已是全球最大的清潔能源投資國，但是，過去在技術開發轉讓等合作方面較為滯后。中美聯合聲明用一半篇幅闡述了今后兩國在許多方面的合作項目，這不僅為以技術創新降低當前減排成本創造了條件，也大大拓展了兩國的市場空間。如果進展順利，從減排技術到能源市場領域，都將發生巨大變化。
中美聯合聲明中最重要的，是釋放出了優化經濟增長戰略的信息。憑借頁巖油氣革命和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的約束，美國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已在逐年減少，這也是其敢于宣布新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底氣所在。而中國也已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粗放式增長模式正處于調整之中。中國首次提出的減排新目標作為一種承諾，將轉化為一種強約束，讓政策和經濟資源更多地向新能源研發和綠色產業傾斜，而限制“三高”產能的力度今后將有增無減。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一直進展緩慢。歷屆聯合國氣候大會難以取得實質成果即反映了這一現實。中美聯合聲明，以及剛剛結束的APEC《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共識》對于發展綠色經濟的多次表述，為激活全球氣候談判注入了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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