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兩會，一些委員是沖著“去產能”來的。一些來自傳統行業的委員發現，“去產能”幾乎成了他們面對媒體記者時的必答題。
“2016年兩會我的提案是關于金融行業如何幫助實體企業去產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原總裁梅興保這幾天每次見到記者，嘴里念叨的都離不開這個話題。
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去產能”成為2016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在‘去產能’‘去庫存’等工作任務中，最難的是‘去產能’。”在政協經濟界別小組的第一次會議上，梅興保成為會上第一個提出“去產能”建議的委員，“‘去庫存’容易些，因為只是涉及到銷售流通環節，但‘去產能’涉及到人的安排，同時涉及到地方的利益。”
梅興保對產能的理解分兩個層面：產能的物質形態對應的是機器、廠房，產能的價值形態對應的是資產，“這些不良資產怎么處理，是化解產能的重中之重”。
結構性改革要“去產能”，同時產能過剩也造成庫存增加。“(企業)過去的產能不去，庫存也去不了。”話說到這里，梅興保提高了聲調。
他向在坐的委員和記者透露，兩會結束后，自己就會去參加政協組織的東三省調研。他認為，在“去產能”問題上，東北和山西這些地區是重點，單靠當地政府沒法解決，一定要結合有關部門、企業和金融機構通力協作，共同研究。
“去產能”過程中關口不少，委員們在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也很有耐心。
“2016年兩會，您關心什么話題?”會議結束后，全國政協委員、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并沒有馬上離席，面對跑過來提問的記者他給出了和梅興保一樣的答案：“去產能。”
接下來的闡述將近10分鐘。
楊凱生經歷過上一次“去產能”。上世紀90年代，產能過剩集中于以紡織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一些企業都經歷了分流、“去產能”、重組甚至破產的陣痛。
當時的銀行產權結構相對單一，要退出市場的企業是國有獨資企業，職工是國企員工，銀行作為債權人也是獨資銀行，“政府設計出了一套行政化措施來解決問題”。楊凱生說。
楊凱生舉例說，當時企業在銀行設置了抵押資產，在企業退出市場把資產處置變現后，銀行也放棄了優先售產權，用于優先安置企業下崗的職工。當時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從銀行接受不良貸款，是按照不良貸款的賬面值購買，也就是一元錢的不良貸款是花一元錢買的。1∶1的等價收購是有損失的，楊凱生表示，當時這是通過財政來解決的，這種做法是用時間換空間，使得企業卸下了歷史包袱。“那一輪改革比較成功。”楊凱生說。
但今時不同往日。過剩的企業不僅僅是國有獨資企業，涉及的職工不僅僅是國企職工，大銀行已經改制上市，中小銀行的股份也變得多元化。“當年所采用的行政化措施，適用到現在有一定困難。”楊凱生說。
“去產能”前，有太多問題要盤算清楚。
“現在需要認真測算各地產能過剩企業究竟有多少?企業的上游下游涉及面有多大?企業人員分流再就業空間有多大?需要的費用是多少?哪些是社保渠道可以解決的?哪些是需要財政解決的?哪些是其他股東需要負責的?這些企業凈資產有多少?欠銀行的貸款有多少?銀行要處置這些企業的貸款，核銷不良貸款能力有多大?距離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還有多遠?”
楊凱生用了一連串反問，強調企業“去產能”時，做事前工作的意義。
“當年處置這些問題都是財政負擔的，不過是左口袋出還是右口袋出，今天付還是明天付。”現在，市場化程度已經提高，如果還用過去的方法，楊凱生覺得不太合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中央財政安排1000億元專項獎補資金，重點用于職工分流安置。
楊凱生認為，這次“去產能”“去庫存”的過程中，要堅持依法處置的思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取向。
梅興保認為，在“去產能”的問題上，可以借鑒上世紀末銀行債轉股的經驗，“以前鞍鋼、一汽等公司都是通過債券股的方式，后來進行回購”。
在他看來，債轉股是過去解決國企脫困的有撒手锏，可以借鑒。“以前由政策性導致的產能過剩就有政策性債券股，如果不是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就要用商業性的債券股方式。”現在的難點在于，有些國有企業和銀行已經上市，要經過一定的程序和聽取董事會的意見。”
對于債轉股的方式，楊凱生表示，當年搞債轉股是通過資產管理公司，現在主要的資產公司和銀行也已經上市，他們之間的行為不能夠采取簡單的劃撥的做法，要采取市場化交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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