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快出臺“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加快應對氣候變化立法進程，加快建立健全應對氣候變化基本制度，推動形成我國轉方式、調結構的倒逼機制。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迅速提高，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明顯增強，參與碳排放交易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將目光投向了亞洲，投向了中國。日前，習主席訪美期間，中美兩國再度發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將承諾到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在聯合聲明中，習近平表示，中國政府承諾將拿出200億元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中美國達成氣候減排合約，意味著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體進入全球碳排放體系。中美氣候減排的合約也是中國市場開啟的一個信號，現在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方案已經進入了加速研究的階段，并且有可能在2016年推出，預計國內碳交易市場萬億空間將被打開，進而推動清潔能源和節能減排的發展。
低碳發展已成為當今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理念，正在引導全球經濟轉型，催生一次全新的經濟競爭。而碳排放交易是實現低碳發展的有效動力機制，對建設生態文明將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根據科斯定理，只要財產權是明確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么，無論在開始時將財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現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碳排放交易是基于數量的環境政策工具，固定碳排放的總量但允許價格水平根據市場規律波動，科斯定理在環境問題的巧妙應用。
歷史經驗已經表明，如果沒有市場機制的引入，僅僅通過企業和個人的自愿或強制行為是無法達到減排目標的。碳交易市場從資本的層面入手，通過劃分環境容量，對溫室氣體排放權進行定義，延伸出碳資產這一新型的資本類型，而碳市場的存在則為碳資產的定價和流通創造了條件。
隨著經濟復蘇以及各國政府加大重視程度。英國、美國已經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的兩大中心——倫敦金融城和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歐盟已經制定了在歐盟地區適用的歐盟氣體排放交易方案，通過對特定領域的萬套裝置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認定，允許減排補貼進入市場，從而實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碳交易規模達447億歐元，歐盟占比高達92%，而歐盟碳排放總額為全球排放的10%左右。實際上，2011年全球碳交易市場曾一度接近1000億歐元。
據了解，2013年6月18日，國內首個碳排放權交易平臺在深圳啟動，標志著中國碳市場建設邁出了關鍵性一步。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湖北、重慶等省市先后啟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國累計成交1436萬噸，成交金額超過5億元。
雖然中國碳交易市場潛力巨大，但仍面臨諸多障礙。中國碳交易的現狀是市場潛力大但沒有定價權。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具潛力的碳減排市場和最大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供應方，但卻處于整個碳交易產業鏈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場和標準都在國外，中國為全球碳市場創造的巨大減排量，被發達國家以低價購買后，包裝、開發成價格更高的金融產品在國外進行交易。所以，形成和完善國內碳交易市場，才能有效地爭奪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在碳交易市場的發展中爭取到有利地位。
中國已有4家主要的碳排放交易所：深圳排放權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但是，交易所的自愿減排交易生意還比較清淡，且大多具有“演示”性質。企業是市場最大的主體，企業對碳交易市場還是相當陌生，不理解碳交易市場所能帶來的好處，持觀望態度。技術條件雖已基本具備，但在缺乏總量限制激勵的情況下，需求十分有限。
近年來，美歐等發達國家高調宣揚開征碳稅與碳關稅。根據報道，這一時間節點將在2020年左右。而此時，恰逢中國碳排放向峰值攀升階段。一旦征收碳關稅，并按照西方的標準確定稅額，中國的出口產品將會因碳排放量過高而遭受高額關稅這一貿易壁壘。要化“危”為“機”，推進碳排放交易機制有效運轉。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由“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與之相去甚遠。引導鼓勵企業積極采用低碳技術，提供綠色環保的服務，生產低碳排放的產品，進而全面提升中國企業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使中國外貿向綠色化方向升級。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能對資本、技術等稀缺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政府的行政職能則在規則的制定以及有效的監督管理等方面發揮作用。政府要推動出臺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條例，制定相關配套細則。完成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總量設定和配額分配方案，出臺重點行業企業碳排放核算與報告標準，完善碳交易注冊登記系統功能，盡快出臺“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加快應對氣候變化立法進程，加快建立健全應對氣候變化基本制度，推動形成我國轉方式、調結構的倒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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