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已經實施特別限值的煤電機組，實施超低排放或者超超低排放的環保改造，對污染物總量減排意義不大。
近日，由中國電力發展促進會主辦的“2015中國電力發展論壇”在北京召開。關于煤電節能減排的話題再次成為論壇的熱點。
盡管業內對煤電節能減排存在爭議，但隨著去年《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GB13223-2011)的施行，以及國家三部委聯合下發《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煤電實施節能減排已不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么做”的問題。
環保和經濟效益兼顧
按照《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以下簡稱《計劃》)要求，全國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平均供電煤耗低于300克標準煤/千瓦時(以下簡稱“克/千瓦時”);東部地區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大氣污染物排放濃度基本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中部地區新建機組原則上接近或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鼓勵西部地區新建機組接近或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
《計劃》還提出，到2020年，現役燃煤發電機組改造后平均供電煤耗低于310克/千瓦時，其中現役60萬千瓦及以上機組(除空冷機組外)改造后平均供電煤耗低于300克/千瓦時。東部地區現役30萬千瓦及以上公用燃煤發電機組、10萬千瓦及以上自備燃煤發電機組以及其他有條件的燃煤發電機組，改造后大氣污染物排放濃度基本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
《計劃》于去年9月份提出，但自去年6月份，國華電力舟山電廠實現煤電超低排放后，各地紛紛試水煤電超低排放改造。浙江、江蘇、山東、廣州等不少省份已陸續出現低于燃機排放標準的煤電機組。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有不少于34臺煤電機組實現超低排放。
不少電廠負責人表示，目前實現超低排放在技術上已經不是難題，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做到超低排放改造成本低、效益好、工期短，在實現環保效益的同時保證電廠的經濟效益。
業內人士稱，由于市場發展的需要已經出現成本較低、效率較高的節能減排技術，但是具體效果如何還有待實踐檢驗。
中電聯秘書長王志軒指出，提高污染物去除效果、降低污染物控制成本和體現節能減碳等綜合效益的污染物控制技術是環保產業和電力行業不斷追求的永恒目標。當前仍需堅持技術創新，依靠科技進步提高污染物控制水平，降低控制成本。
別搞運動式發展
國家《計劃》出臺后，各省也紛紛出臺地方版的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和國家標準相比，有的省提出了比國家標準更為嚴格的要求，或將完成目標時間提前。不少電廠也自我加壓，開啟煤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熱潮。
江蘇省天然氣發電及分布式能源工程研究中心理事、秘書長劉志坦認為，燃煤電廠采取各種手段，逐步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的方向是對的，但首先應立足于長期穩定的達到現有排放限值或設計值，在有條件的基礎上可以追求超低排放的目標。對于已經實施特別限值的煤電機組，實施超低排放或者超超低排放的環保改造，對污染物總量減排意義不大。
王志軒也不斷強調，大面積、爆發式的煤電超低排放不科學，存在對環境質量的改善微小、從全社會角度講邊際成本過高、付出的系統性間接成本大等問題。
中電聯副秘書長歐陽昌裕稱，隨著電力供需進一步寬松和電力消費換擋到中速增長，電力行業發展要著力推動電力結構調整、促進行業提質增效升級。他建議，應因地制宜、因技術經濟條件支撐和當地電力供需情況，以環境質量改善為目標，穩妥有序推進大氣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避免環境效益差、經濟代價大、能源消耗多、帶來二次污染的超低排放改造。
劉志坦也持類似的觀點：煙氣污染物控制技術沒有重大突破前，低硫、低灰、高揮發分、高熱值煙煤是實現超低排放的煤質前提，且需要增加投資與運行費用，目前不適宜全面推廣，應因地制宜、因煤制宜、因爐制宜確定合適的推廣方案，“兼顧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決不能搞運動式發展。”
需考慮二氧化碳排放
去年APEC會議上，中美首次達成了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碳減排協議：中國承諾到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美國承諾到2025年減排26%。
王志軒表示，由于全世界并沒有國際公約要求效率是多少，但是對二氧化碳減排將是法律的強制要求，碳排放將是真正的硬約束條件，國家應當將二氧化碳作為煤電的核心問題加以管理，將現有的強制性的節能提效要求由碳減排替代，而效率要求只是作為指導性指標由企業自行決定。“應加快研究將控制煤電常規污染物的工作重點轉移至二氧化碳上來，由嚴控效率轉移嚴格控制碳排放上來。”
王志軒指出，煤電是否真正具有競爭力，取決于在考慮了二氧化碳減排的經濟性、全生命周期內環境影響和能源的安全性后，是否較可再生能源具有更好的經濟性。
劉志坦則表示，不能用單一指標的低排放來代表整個機組排放指標的先進，除了要考慮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外，還應考慮二氧化碳、汞等的排放，只有全面達標，才能稱之為超低排放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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