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2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十項措施以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
會議指出，企業是經濟活動的基本細胞。當前我國貨幣信貸總量不小，但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不易、成本較高的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不僅加重企業負擔、影響宏觀調控效果，也帶來金融風險隱患。
融資難非一日之寒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內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屬于老生常談，其根源亦是錯綜復雜。”談及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的問題時，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記者說。
在連平看來，由于地方政府負有發展經濟、安排就業的責任，通常具有較為宏偉的發展規劃，持續需要大量建設資金，而財務方面卻又持續處在軟約束狀態，導致地方融資平臺本身對融資成本不敏感，不僅擠占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亦推高資金成本。
“保守估計的1000多萬家小微企業大概只有10%左右能從正規金融體系中獲得融資，而實際上其融資需求是持續存在并為數不小的。事實上，中國企業負債率較高正是其龐大融資需求的一方面佐證。據相關研究報告，中國企業部門負債率已達到113%，超過OECD國家90%的閾值。”連平說。
對此，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亦表贊同。但曾剛更愿意從銀行的信貸成本進行分析，“銀行成本持續上升是企業融資難的重要原因。”
曾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銀行的成本總體而言，可以分為資金成本、運營成本、中介成本和風險成本。其中，運營成本和中介成本基本不變，但資金成本則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而持續上升。
曾剛分析，近年來，盡管存款利率放開的步伐較為謹慎，但理財業務快速發展，投資收益持續較高，使得銀行的存款持續松動和分流，存款利率市場化事實上獲得了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的崛起則加速了這一過程。“另外，經濟下行周期中銀行風險偏好下降則導致風險成本升高。”
事實上，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亦在國務院出臺政策措施推進情況督查匯報中得到集中反映，并引起高度重視。
據媒體報道，浙江溫州市一些民營企業此前向國務院督查組反映，一些銀行貸款期限從一年縮短到6個月，審批時間卻從原來10天左右延長到一個月，每次都要求企業“還舊借新”。即企業為了從銀行獲得一年貸款，需要拆借兩個月的高利貸作為“過橋”資金。
湖北襄陽市市長曾向督查組反映，1-5月，襄陽全市新增貸款增幅同比下降7.6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新增貸款僅占全市新增貸款的12.6%，只有約50%企業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小微企業銀行融資綜合成本約為16%。
溫州亦不例外。業績較好的企業融資成本平均上升15%-20%，而業績相對差些的企業，融資成本上升更多，達到20%-30%。溫州全市2014年一季度新增貸款不到全省的1%，銀行惜貸現象普遍。部分企業利潤還抵不上銀行利息。
“國十條”攻堅融資難題
針對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的問題，會議認為，有效緩解這一問題，既可為企業“輸氧供血”，促進當前穩增長，又能形成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使經濟固本培元、行穩致遠。要按照定向調控要求，多措并舉、標本兼治，推動結構性改革和調整，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強金融服務和監管，為做強實體經濟、擴大就業和改善民生提供金融支持。
會議確定，一要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信貸總量合理增長，著力調整結構，優化信貸投向。加大支農、支小再貸款和再貼現力度，提高金融服務小微企業、“三農”和支持服務業、節能環保等重點領域及重大民生工程的能力。
二要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的不合理上升，遏制變相高息攬儲，維護良好的金融市場秩序。三要縮短企業融資鏈條，清理不必要的環節，整治層層加價行為。理財產品資金運用原則上應與實體經濟直接對接。
四要清理整頓不合理收費，對直接與貸款掛鉤、沒有實質服務內容的收費，一律取消。規范擔保、評估、登記等收費。嚴禁“以貸轉存”、“存貸掛鉤”等行為。
五要優化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管理，采取續貸提前審批、設立循環貸款等方式，提高貸款審批發放效率。對小微企業貸款實行差別化監管要求。
六要積極穩妥發展面向小微企業和“三農”的特色中小金融機構，加快推動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促進市場競爭，增加金融供給。
七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支持中小微企業依托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開展融資，擴大中小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及規模。
八要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引導商業銀行糾正單純追逐利潤、攀比擴大資產規模的行為。
九要大力發展支持小微企業等獲得信貸服務的保險產品，開展“保險+信貸”合作。積極發展政府支持的擔保機構，擴大小微企業擔保業務規模。
十要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作用，增強財務硬約束，提高自主定價能力。綜合考慮我國宏微觀經濟金融形勢，完善市場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
“此次國務院提出的十大措施，基本上涵蓋了當前國內有關‘三農’、小微企業融資的難題，具有全面性和針對性的特點。”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對記者說，與之前出臺的相關措施相比，此次國務院更加注重對政策落實的監督。
會議要求，各有關部門要抓緊制定實施配套辦法，定期督促檢查，引入第三方評估，確保政策盡快落實、見到實效。
趙錫軍進一步指出，直接融資發展緩慢是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此次會議重申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并明確提出支持中小微企業依托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開展融資和發展保險產品，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郝演蘇亦表贊同。針對此次提出的“大力發展支持小微企業等獲得信貸服務的保險產品”，郝演蘇認為，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補貼等優惠政策鼓勵保險機構開發貸款保證保險，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購買此類保險來對小微信貸風險進行對沖和轉移，屬于給小微企業提供外部增信，有利于銀行更多地將信貸資源向中小企業轉移。
郝演蘇進一步指出，實際上保險資金在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保險資金是為賠付和保險到期抵付提取的準備金，通常對資金的安全性要求較高，但對投資收益的要求則相對較低。比如說截止到去年末為止，保險業發了七千多億保險基礎設施的投資計劃，加權預期收益率大概在6%左右，遠低于一般信托產品的收益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較低的問題。
針對間接融資方面的措施，在曾剛看來，此次“國十條”的亮點在于縮短企業融資鏈條和清理整頓不合理收費。曾剛表示，在上述銀行的四大成本中，短期而言，壓縮中介成本對于緩解企業融資成本是最立竿見影的。
近年來，國內銀行業亂收費、高收費等行為屢屢為消費者詬病。據國家發改委調查，銀行業存在的亂收費現象導致一些企業貸款成本上浮了15%至20%。
據連平分析，由于穩增長的需要，貨幣政策基調穩健和監管嚴格規范，銀行業信貸投放每年基本上是既定量，既不可能大幅增加，也不會急劇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諸如理財產品、信托產品等類信貸產品快速發展。由于資金成本較高和參與的中介機構較多，同樣是間接融資的類信貸融資的定價明顯高于信貸定價，平均溢價可達150%-200%，縮短融資鏈條無疑有助于減低企業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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