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概念源于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碳排放總量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同時，由于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有巨大的技術優勢，這些國家極力在全球推行排放總量降低的低碳經濟模式，并通過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與國際貿易規則，進一步拉大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繼續保持競爭優勢。然而，中國正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的關鍵時期，碳排放總量在較長時期還將繼續增長。去年年底，國務院提出了到2020年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降低40%-45%的自主減排目標。
“因此，中國的低碳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低碳發展有本質的區別，對于這一點，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理事長鄧楠，在2010中國可持續發展論壇暨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學術年會的主旨報告中指出。
鄧楠還指出，中國還面臨著比西方發達國家更加復雜的環境問題，污染物減排的任務十分艱巨。她說：“中國的低碳發展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走符合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階段特點的低碳發展之路。但由于我們的國情，低碳發展之路不會平坦，我們會面臨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難題，關鍵是要找到正確的破題之策，這也是科技工作者的責任。”
龐大人口基數VS碳減排
鄧楠在報告中首先提出了龐大的人口基數所帶來的高的碳排放總量，與低碳發展所要求的減少碳排放之間的矛盾。“盡管我們的人均消耗以及排放都還比較低，但人均消耗與排放乘以人口總數，總量卻非常之大，這是我們最根本的國情。”鄧楠說，與此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資源與生態環境的消耗還將不斷增長，排放總量也會增加。
中國的經濟總量雖然已經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卻還排在世界的100名左右，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將是中國未來較長時期的重要發展任務，對資源、能源與生態環境的需求還將進一步增加，中國目前每年資源進口量占世界新增資源的70%。
鄧楠強調，中國走低碳發展之路，既要爭取更多的發展權，通過發展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又要提倡節約與綠色消費，不能按照西方的人均消費標準，來追求奢侈的消費模式。這是因為，無論從國內的資源能源供給上看，還是從國際市場可獲取的資源能源上看，客觀上，中國都不可能復制西方的奢侈消費模式；無論從對人類負責、對地球負責的角度看，還是從對子孫后代負責的角度看，主觀上，中國也不應該追求西方的奢侈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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