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個事情很著急，希望國家能盡快通過行業部門減排信用辦法，并讓其進入實施階段。”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近日對《中國能源報》記者表示。
盡管現在碳市場前景并不明朗，但姜克雋指出，在碳交易這個領域，中國完全可以有所作為。“現在大家比較熟知的是CDM（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締約方在境外實現部分減排承諾的一種履約機制，CDM的核心是允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級的減排量抵銷額的轉讓與獲得），然而，我們研究之后，覺得行業部門減排信用辦法比CDM更具有可行性。” 姜克雋說。
CDM未來生疑
何謂行業部門減排？對此，姜克雋給出了詳細解釋：“在行業層面設定具體排放目標，然后將國家的承諾目標與各行業部門的具體經濟、技術指標結合起來，轉化為各行業部門的減排目標。”
據姜克雋介紹，中國推動行業部門減排的動力源于兩個方面：一是CDM發展前景不明，二是CDM在執行中存在很多問題。
據了解，在6月17日結束的波恩氣候變化談判會議上，盡管各國在技術層面取得一定進展，但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存續等核心問題上依然沒有打破僵局：日本、俄羅斯和加拿大明確地表示對《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不做任何減排的承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存續、發達國家減排指標、長期資金等關鍵問題上的立場差距明顯。
“由于《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是否繼續存疑，所以依托于該議定書框架的CDM機制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姜克雋說。
據了解，盡管CDM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碳減排的發展，但是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屢遭詬病。首先，CDM是以具體項目為對象，從項目規劃設計到最終獲得簽發，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其中主要的關卡有三個：管審批的國家發改委，負責審查和監測的國際認證機構（DOE），握有注冊和簽發大權的CDM執行理事會（EB）。EB作為整個CDM市場的主導者，制定基本游戲規則。在EB成功注冊，意味著一個項目正式成為CDM項目。此外，CDM項目還需要滿足額外的要求，其所經歷的額外的審批程序等都會給開發者帶來一些額外的交易成本。
“與CDM相比，行業部門減排審批程序更加簡化，交易成本也更低。”姜克雋表示。
行業減排優勢突出
“采用行業減排信用方法，企業進行碳交易可以有多種形式，可以在聯合國注冊核準，也可以通過其他國際合作方式。而且由于該方法是確定行業的整體減排目標，所以不用像CDM項目一樣，要經過一系列繁瑣的步驟去確定具體項目的真實減排量。”姜克雋對本報記者解釋道。
根據姜克雋介紹，該機制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具體操作，分別是國家層面的核準、行業聯合體的監管以及企業的參與。
“以電力行業為例，國家發改委可以成立相關機構來管理，制定整體原則，而電監會和中電聯（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則可以做MRV（測量、報告、核查），各個電力公司則根據確定的減排目標進行碳減排和交易。”姜克雋解釋道。
據介紹，在該機制下，首先需要在該行業長期運行數據基礎上，設定一個減排基準線，然后該行業中企業碳減排量與該基準線之差既可進行碳交易。
“由于中國電力行業產品單一，而且數據統計比較好，我們仍然以電力行業為例， 首先設定中國2020年的火力發電能耗目標是325克標煤/千瓦時，得到火力發電減排目標大約為0.7千克CO2/千瓦時，再加上水電、風電、核電等非化石能源的能耗數字，平均計算出整體電力減排目標大約為0.5千克CO2/千瓦時，所以對于中國電力行業而言其基準線就為0.5千克CO2/千瓦時。”姜克雋解釋說，“如果一個電力公司通過技術改造等因素將自身的碳排放量降到了0.4千克CO2/千瓦時，那么這減少的0.1千克乘以該電力公司的電量，就是該公司可用于交易的碳排放量。”
由于行業部門減排信用方法采用的是對整個行業碳減排量的考核，所以避免了CDM項目中落地項目規模小，減排量不大而缺乏開發價值，并且降低了由于具體項目所需要的復雜考察而產生的高額交易成本。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機制避免了‘從上而下’的國家目標式的減排爭議。”姜克雋強調說。
亟待盡快發展
據介紹，我國要參與行業減排交易，可以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UNFCCC框架下的協議或者議定書，以類似CDM的方式規定出來，構成國際行業部門減排信用方法機制，中國的行業加入即可。二是雙邊合作，如中歐合作、中美合作，也有可能進行行業部門的減排的交易。
“正是由于該機制簡單明了，所以碳指標主要購買者——歐盟、美國以及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更傾向于行業部門減排信用方法。據我了解，美國已經和巴西等國家進行了行業減排的合作項目。”姜克雋說，“所以，我們一定要抓住時機！不要讓大量的寶貴時機白白浪費。”
而姜克雋這樣說， 是因為他認為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導致了中國碳排放量的大幅增加，在我國需要大規模減排時，中國在將來可能會由碳交易的“銷售方”變成“購買方”。
“目前中國的能源活動的碳排放量已經超過美國不少，甚至到2020年有可能能達到美國的一倍。目前我國是以單位GDP為減排標準的。”姜克雋解釋說，“這意味著在目前標準下我們還有減排空間。而在未來的碳減排談判中，中國一定會由于經濟發展，減排標準提升。到時候我們就會成為‘購買方’。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占據主動，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借用該機制提升我們的減排技術和水平，進行經濟結構轉型。”
當然，行業部門減排信用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最大的問題就是由于不少國家氣候談判方向不明，導致了碳排放市場的不確定性。
“目前，我們首先規劃了在電力、水泥和交通行業推行該機制，是因為這幾個產業產品比較單一， 比較容易折算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姜克雋表示，“而且這幾個部門的數據比較透明可信，因為在該機制中，如何保證行業數據的全面和真實也是一個難題。”
“目前，我們與國內幾個大的電力集團進行了會談，有些企業還是非常積極的。所以，相關部門應盡快推動該項目的推廣和應用。”在談到發展前景時，姜克雋對記者表示，“我們希望該機制可以在年底南非德班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有一定程度的體現。如果不是很順利，則希望在明年的韓國首爾氣候會議上有所突破。如果再不成的話，則希望可以靈活地開展區域合作，與歐美日等國家進行相關的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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