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1月上任時，面臨多項棘手的政策議題，包括亟待重建金融和銀行體系及監管規則，應對大幅減少的就業崗位，應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占領戰事等等。在這些議題中，最具挑戰性的顯然是能源議題。奧巴馬政府當時推出的能源政策，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為新能源投資并創造500萬個“綠色”工作崗位，提高交通工具的燃油效率，增加國內能源生產和使用以減少能源進口，實現能源的多元化，推行節能項目以提高能效。
7年多以來，這些能源政策的落實情況并不十分理想。美國國內對于氣候變化的預期判斷、能源使用的環境影響，仍未達成較為廣泛的共識。而在美國的政治框架之中，征收碳稅很難獲得公眾支持。是否需要繼續大力開發核能，如何真正擺脫對于進口石油的過度依賴，碳捕集如何可行，怎樣建立對溫室氣體的監管，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來鼓勵新能源發展，如何在氣候和能源管理上達成密切的國際合作，“要在各種關切和利益如此復雜甚至對立的背景下制定一個合理的能源政策和一系列政策，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
美國能源政策的重要性，首先是因為美國作為能源消費大國的體量所決定的，而美國政策決策方式、內容和執行效率，對于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示范引領作用也非常明顯。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美國能源政策的決策和執行前景，影響著全球能源政策的方向，對于全球氣候變化也會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而美國能源政策持續“難產”，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具有警示借鑒意義。
能源專家勞倫斯·R.格里和戴維·E.麥克納布在合著的《美國的能源政策：變革中的政治、挑戰與前景》一書中深入分析了美國能源政策的決策框架，指出變革能源政策在美國受到能源政策干預的實質、多個利益攸關方、政治影響力、（模糊不清、自相矛盾的）政策目標、聯邦和州及地方的利益分歧、環保政策與能源政策的目標錯位等六方面因素的阻礙。
政府介入干預能源政策，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能源開發、能源使用的效率及環境影響，都帶有很強的公共性或外部性，企業對研發、減排投入缺乏動力。在美國，能源部等政府部門資助新能源開發、現有能源節能技術的研發，盡管如此，新能源開發利用周期較長、節能技術的應用效益不高，都影響著這種介入干預的效率。而在能源和環保議題上，多個利益攸關方的存在，使得政策決策不可避免要取悅于所有或主要的攸關方，很多時候，能源產業相比新能源開發企業、機構，獲得了更多的補貼和支持政策。
書中第四章回顧了1945年以來美國歷屆政府不同側重的能源政策，書作者指出，相比日本和法國，美國歷屆政府的能源政策搖擺不定，始終未能確定國家目標（究竟是減少能源領域過度管制，還是使用廢棄物少但不限制使用數量的能源品種，還是在滿足基本需求情況下逐漸減少能源使用）。
書作者梳理了美國能源產業中的各個子產業，分別列出了石油、天然氣、電力、煤炭、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一些關鍵公司，解析了美國工商業、農業、居民生活能源使用中存在的問題，認為這導致了突出的供需失衡。
要解決供需失衡以及過度的排放污染問題，需要分別從政府干預和市場兩個角度來設計對策。然而，無論是政府決策者，還是市場領域，人們很難準確預測未來哪怕是短期數年的能源需求，這反過來被能源產業的企業利用，用來制造能源使用排放的污染等影響的不可知論。書作者建議，應當分別從國家和國際的角度，進一步明晰能源和環保問題與每個個體、每個地區及不同社群的關系，在設計可行的解決方案時也要細化考慮對于個體的影響（效益的體現、成本的分擔）。特別是在輿論表達民粹化的當下，能源政策要滿足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和關切，也要符合科學理性，充分發揮技術專家的作用，難度當然不小。
書中第七章、第八章分別從政府干預和市場的角度，對優化完善美國能源政策提出建議。首先，應進一步優化完善能源補貼政策，針對不同產業、能源項目實施稅收減免、專項支付、監管補貼，特別是要增強對于核電的補貼保障。其次，要增強對于新能源研發、節能技術的支持，包括能源基礎研究、生物與能源等項目，補齊在能源研發上的歷史欠賬，以稅費政策激勵私營企業擴大投入。第三，應改善監管，打破過去局限于單項污染物而設計的有害廢物監管方式，根據環境污染的多樣性建立綜合監管體系。第四，改善政府支持的其他能源資助計劃。第五，優化傳播方式，加快公眾對于溫室氣體排放等環境影響、應對資源和能源供給危機等問題形成共識，為推進碳稅、碳總量限制及交易政策創造公眾支持的基礎。第六，建立更具吸引力的可再生能源使用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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