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9月中美共同發表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到中國氣候談判代表解振華在此次巴黎氣候大會上的發言，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在2017年啟動全國性碳交易市場幾成定局。
2013年6月18日，我國首個碳排放權交易平臺在深圳啟動，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湖北、重慶等省市先后啟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最新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5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8月底，7個試點累計交易地方配額約4024萬噸，成交額約12億元;累計拍賣配額約1664萬噸，成交額約8億元。
但是，這樣的交易額對蘊含巨大減排潛力的中國而言還遠遠不夠。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我國試點地區的碳交易市場比較分散，碳排放企業參與碳交易市場的積極性不足，導致碳排放配額流動性過低、市場交易量較低、交易市場的活躍度不夠。我國在2017年運行全國統一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還存在諸多挑戰。
碳排放需統一核算標準
依照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經驗，碳交易體系的搭建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從基礎排放數據的統計到配套的技術和規則，再到交易管理辦法和管理平臺的設計。
“我們是‘倒金字塔’——先有國家目標、規劃和管理辦法，再一層層看需要哪些配套，甚至都沒有基礎數據作為‘金字塔’塔底的支撐。”北京中創碳投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唐人虎說。
有媒體報道稱，很多城市的能耗數據在經信委，但負責節能減排工作一般在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牽頭碳交易試點工作的發改委并不能“順暢”拿到重點用能企業的能耗數據。
對企業而言，由于尚未有碳盤查國家層面的標準規范，因此已完成碳盤查的程序難免有瑕疵，尤其是第三方認證機構既做“裁判員”又做“教練員”的現象并不罕見。
“關鍵還是要有統一的碳排放核算標準。沒有這個標準，未來全國性的碳交易市場就會存在諸多隱患。”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宋麗穎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宋麗穎表示，盡管國際上的碳排放標準較為成熟，但并不適合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目前，我國仍處在碳排放核算標準體系建設的初期，與碳排放核算標準緊密相連的理論體系、計算方法和核算流程尚不成熟。缺乏碳排放核算標準使得企業不樂意配合碳排放的盤查工作，導致碳排放數據庫無法建立。此外，多部門管理碳排放的制度體系，特別是缺乏協調的多部門管理機制，也讓作為碳排放主體的企業無所適從。
“加快構建統一的、完善的碳排放核算標準，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權交易的扭曲性，不斷增強交易主體的穩定預期，從而激發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活力，進而增大市場交易量，并推動二級市場的活躍程度。”宋麗穎說。
唐人虎則建議，在試點的基礎上，積極探索碳排放核算的理論體系和技術方法，以企業的發展和承受能力為依據，加強溫室氣體的盤查、統計和檢測，以完備、真實、準確的碳排放數據建立科學合理的碳排放核算標準體系。
碳排放權分配須合理
碳價是直接反映企業減排成本的指標。據中國碳論壇(CCF)和ICF國際咨詢公司聯合開展的《2015中國碳價調查》，國內7個試點碳交易市場的碳價有走低趨勢。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記者查閱各試點地區交易所的公開信息發現，在2014年6月，也就是各試點地區的履約期期間，碳價出現了大幅度的上漲。但此后，多個市場碳價卻均創下歷史新低。例如，廣東碳價于7月4日開始快速下跌，兩周跌幅超過34%。天津從6月23日開始連續下跌，五周跌幅超過50%。
顯然，履約因素刺激了供求雙方，導致了價格的劇烈波動。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試點市場尚未達成穩定的交易態勢。
與之相對應的，是市場交易活躍程度的低迷。每個試點省市的碳排放權交易缺乏持續性，時常發生每天或每周不交易的狀況。僅2014年10月，天津和重慶就有兩周沒有成交。
宋麗穎認為，上述現象均表明企業參與碳交易的積極性不高，這和碳排放權初始分配不合理有直接關系。
“碳排放權分配體系是否有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關系到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運行績效。”宋麗穎向記者解釋，為了培育企業的參與積極性，我國各個試點省市在構建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初期，實施的是面向已有企業的免費發放碳排放權額度的做法，各排污企業依據自身情況向行政管理部門申請排污許可證。
這樣做的后果就是，高污染企業獲得的排污許可量大，由此造成的資源低效配置妨礙了市場的公平性。對于新進入企業則依據減排的要求以及生產技術條件實施了有償分配，不利于新進企業，所產生的不公平性在客觀上降低了新進入企業參與碳排放權交易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立法跟進全國性碳市場
目前，我國與碳和碳市場相關的管理，主要還是以各試點城市、地區自己出臺的暫行辦法為準。各地自行確定溫室氣體種類，納入碳交易的行業、納入門檻等，都阻礙了全國性碳交易市場的構建。
“建立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勢在必行。因此，必須從法律上根除人為分割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彬輝告訴記者。
此外，碳排放權的產權歸屬問題也亟須解決。
“碳排放權交易的標的是企業節余的碳排放配額，如果沒有這種節余的碳排放配額，碳排放權交易就會成為‘無米之炊’。”王彬輝解釋，交易標的的合法性決定了交易本身是否受到法律保護、是否能夠成功交易。因此，這是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只有經過法律對碳排放權的確權，碳排放權交易才能受到法律的保護，才有可能形成穩定的、有序的交易生態。”
但目前，我國并沒有法律確認這種節余的碳排放配額，也沒有從法律上確立企業對于其通過減排而節余的碳排放配額擁有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如《水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中都沒有直接規定關于碳排放權以及排放權取得的法律條文。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我國憲法總綱第26條第1款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國家規定由中央和地方各類國有資源主管部門負責具體的生產、管理，并有權將國有資源的使用權分配給個人或團體。
這意味著，我國從法律上規定了排污權歸國家所有，從表面上看，我國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已經明晰。
但是王彬輝提醒道：“從環境資源產權分配的角度看，我國大部分自然資源和生存資源的使用權是無償取得的。如果我國今后對碳排放權的取得仍保持無償的規定，那么理論上配額的初始分配也必須采用無償分配的方式。”
正如前文所述，這種分配方式妨礙了市場的公平性。王彬輝建議，需要先對碳排放權的取得代價作出明確的產權規定，進而制定相應的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
碳排放交易事關你我
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費碳排放的重要性日趨顯現。資料顯示，在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碳排放已經成為主要的碳排放來源。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副教授陳紅敏認為，雖然技術的發展可以解決一部分減排問題，但它不能消弭人類不可持續的消費方式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在存在反彈效應的情況下。因此，必須轉向通過促進個人行為轉變來推動持續的減排。
據陳紅敏介紹，個人碳排放交易因其通過強制的個人責任來保證排放控制而受到關注。“個人碳排放交易是一種將碳排放權分配給個人的總量交易政策工具，它可以通過設定不斷趨緊的碳排放權總量來滿足國家的減排目標。而交易機制的設計可以促進公眾參與和低成本的減排。”
陳紅敏表示，盡管覆蓋整體經濟的個人碳排放交易方案更能體現公平，且具有更好的碳預算功能，但是其高昂的建立和運行成本短期內可能難以被其收益所覆蓋。因此，研究和開發具有可疊加功能的特定部門或領域的方案可能更易操作。
“但是，需要關注可能由此帶來的公平性問題，特別是不同群體受影響程度的不同以及在規避風險上的能力差異。”陳紅敏提醒。例如，就燃氣、電力、交通排放而言，不同群體在這三方面的價格彈性有很大差別，需要進一步研究不同方案的不同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