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對新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重大部署。將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提出要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明確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將綠色發展的理念體現在整個“十三五”規劃中。可以預見，綠色發展將成為“十三五”規劃的要義和核心內容，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進入全面綠色化的新常態。
《公報》將“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列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為我國環境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緊緊圍繞這一目標推動環境管理戰略轉型
“十三五”既是我國環境污染防治的戰略機遇期，更是“啃硬骨頭”的攻堅期。既要解決歷史累積的存量問題，又要面對新涌現的增量問題;既要提高生態環境質量，又要平衡好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與管理系主任石磊來看，面對中高速增長、發展方式轉變、結構深度調整、發展動力轉向的經濟新常態，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工作必須要與之相適應，污染治理也同樣進入了新階段。
“環境保護工作需要圍繞環境質量改善和提高這一目標，對環境保護制度、環境管理體系以及環境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進行全面、系統和科學的總結、改革和重構。”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環境戰略部主任俞海說。
生態文明戰略思想和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目標的確立，凸顯了環境保護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新階段環境保護工作的方向。而新階段的環境保護工作最鮮明的一個特點就是環保工作重點由污染總量控制向質量改善轉變。在石磊看來，正是由于公眾對環境質量提升的強烈訴求和綠色發展理念的確立，決定了新階段我國環保工作重點必將由原來的排放達標與總量控制相結合轉變為質量改善與總量控制相結合，使得環保工作與公眾訴求相契合，污染治理與維護公眾健康相匹配。
大連理工大學生態規劃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武春友認為，需要根據新常態下的國家環境保護發展戰略的新方向和新趨勢，提出明確、清晰、具有高度方向性和指導意義的環境保護戰略體系，促進生態環境治理的戰略轉型升級。同時，全面細化和更新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的要求和具體目標。全面推進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建設，形成新常態下環境保護治理新制度，不斷提高環境治理能力。
俞海認為，“十三五”時期，環境保護工作的目標和主線是提高生態環境質量，圍繞這一目標和主線，環保工作要以落實《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為抓手，改革與其不相適應的環境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方法，加快建立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體系。
綠色發展作為《公報》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已經上升為黨和國家的意志和執政理念。利用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推進經濟轉型，可以實現發展和保護的協調共贏
國家和人民不僅需要金山銀山，也需要綠水青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者缺一不可。
“十二五”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不少地方放眼長遠，切實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不僅實現了經濟的轉型升級和跨越式發展，而且從源頭上減輕了污染負荷，為更長遠的發展爭取了更充足的環境空間，通過深入分析發展與保護的辯證關系，找到了平衡點，抓住了契合點，推動兩者高度融合，實現了發展與保護的協調與共贏。
“我們現在正在走向經濟新常態，經濟發展增速下來了，這給環境保護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環境保護的壓力已經相對減輕了。”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看來，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增速降低的時候，環境保護的壓力都是相對減輕的。中國的產業結構在過去3年間發生重大調整，第三產業明顯上升。“第三產業無論從資源消耗、能源消耗還是從污染排放等角度來看都是低于第二產業的。”他認為，這對于環境保護是一個重大機會。同時，能源結構發生了變化。據介紹，我國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的比重在過去3年里增長了3個百分點，而且到“十三五”末期要增長到15個百分點。“這些趨勢對于環境保護都是非常有利的。”馬中告訴記者。
“從經濟發展增速上看，過去要保增速主要依靠第二產業，這給環境保護帶來很大的壓力。現在我們提出要保持中高速增長，而且是要在良好的產業結構下增長，這期間環境保護應扮演一個助力的角色。”馬中認為，此前的為了保增長而要求環保讓路的局面不應該再出現。“環境保護要發揮出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促進經濟向著良好的結構轉變。”
《公報》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為未來5年我國環境保護創造和提供了強有力的外部條件和基礎，也為未來提升環境保護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最后5年，也是加快綠色轉型進程的重要窗口和機遇期。公報提出，“必須牢固樹立并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公報》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對于“十三五”期間環境保護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創新發展，就要求環保工作要創新環保工作思路、內容、方法，以創新引領國家環境治理體系的提升。”石磊說。
俞海認為，創新驅動的發展將在本質上改變發展的方式和動力，生產要素配置的優化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將顯著提高資源和能源的經濟生產率，大大降低污染物排放，在源頭上為環境保護減輕壓力。同時，創新發展也要求在環境保護領域不斷推進環境理論、環境制度、環境科技以及環境文化等創新，為實現“十三五”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的目標練好內功。
協調，顧名思義就是要求充分協調各方面資源推進環境保護工作，要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統籌協調區域間、流域間環境保護工作，以協調優化環境保護工作開展的內外部條件。
“經濟社會協調就是要求處理好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將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從對立轉向共贏，解決環境與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是推動落實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和‘五化同步’、促進生產和生活方式綠色化的應有之義。區域協調就是要求按照主體功能區劃和生態環境功能區劃，確定開發強度和范圍，嚴守生態紅線，確保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可持續。城鄉協調就是要求統籌推進城鄉環境保護，加強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環境公共服務和產品的供給水平和能力。物質和精神文明協調就是要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樹立尊重自然、保護自然、促進人與自然關系和諧的理念和社會價值觀，引導全社會共同行動參與環境保護。”俞海解釋說。
綠色發展理念的確立表明黨和國家將生態環境保護放在國家發展中更為重要的位置，生態環境保護進入國家發展的中心議程。專家表示，實現綠色發展的途徑包括構建綠色發展格局、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建設主體功能區、推動低碳循環發展、全面節約和高效利用資源、加大環境治理力度、構筑生態安全屏障等。
開放發展要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這為我國參與全球環境治理以及國際環境合作確定了新的指導思想、方針和路線。”俞海說，在新形勢下，要提高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進程中的制度性話語權，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不僅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輸出我國成功的環境保護理念和最佳實踐。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從求生存到求生態，從盼溫飽到盼環保，人民群眾對干凈水質、綠色食品、清新空氣、優美環境等生態的需求更為迫切。在俞海看來，共享發展的核心就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增加公共服務供給，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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