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哈佛大學、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等國內外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在8月20日出版的《自然》雜志上發表了對中國碳排放研究的最新進展：中國碳排放總量比先前估計低約10%～15%，重新核算后的中國碳排放在2000年至2013年間比原先估計少106億噸二氧化碳，是《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具有強制減排義務的西方發達國家自1994年以來實際減排量的近百倍。文章的作者之一、哈佛大學博士劉竹說：“如果按照21世紀氣候變化控制在2攝氏度范圍的各種排放情景下，中國的排放空間較原來相比增加25%~70%。”
這項研究首次核算出基于實測數據的中國碳排放清單，其核算的碳排放數值可報告、可測量、可核證，是全球第一套基于同行評議和實測的發展中國家碳排放核算清單。
按西方經驗測算的中國的排放數據不準確
碳排放清單是全球變化模擬、氣候模型構建、制定各國減排政策及國際談判的基礎。劉竹介紹，當前國家和全球的碳排放主要由國際機構依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方法和能源統計數據進行估算，碳排放數據發布機構包括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全球排放數據庫等機構。
簡單地說，國際上對碳排放的計算方法是用不同能源的消耗量乘以排放因子，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單位燃料時氧化的碳量。“各種能源消耗量由國家統計發布，但排放因子用的是IPCC測算出的西方國家的平均值，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沒有自己的基礎數據。”劉竹說，“中國的排放數據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科研及政府機構發布，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估計。”
因為能源質量、利用方式等的不同，各類能源的排放因子可能不同，這也就意味著對中國碳排放的估算可能是不準確的，“可能會錯誤估計中國碳排放量”。
在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教授關大博看來，這項研究不僅對中國有意義，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有示范效應，“煤炭也是印度、南非等國家的主要能源，中國的研究可以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一個樣本”。
“迄今為止對中國碳排放的最準確估算”
這項研究工作已經進行了4年多。自2011年起，在哈佛大學、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等合作開展針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中國碳排放核算工作，統計了中國所有行業部門化石能源燃燒的碳排放及水泥生產過程的碳排放，覆蓋了中國99%的能源消費量，不僅重新核算了中國能源消費量，更得出了相對準確的中國各能源類型的排放因子。
科學家們發現，中國油品和燃氣類的排放因子與IPCC推薦值相近，但煤的排放因子比IPCC推薦值低45%。另一項被高估的排放則是水泥生產過程中的排放——水泥生產過程的碳排放比基于IPCC推薦值的計算低40%左右。
中國科學院啟動的“應對氣候變化碳收支認證及相關科學問題”先導專項，為這一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數據。中科院上海高等技術研究院研究員魏偉表示，這些數據都是經過實際測量得出的。“中國的煤炭中灰分較高，含碳量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本研究實測中國煤平均含碳量為54%，但IPCC默認值為75%，”魏偉說，“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煤炭并沒有排放那么多二氧化碳。”
關大博說：“這是迄今為止對中國碳排放的最準確估算，是氣候變化研究等提供了基礎數據。”
推動相關研究成為國際研究的基礎數據
在科學家們看來，這一研究成果不僅僅是要糾正對中國碳排放的不準確評估，更希望中國科學家基于實測數據研發的各類數據庫，能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成為國際氣候變化相關研究、特別是中國碳排放研究的依據之一。
清華大學教授賀克斌介紹，IPCC發布的氣候變化科學報告等，依據的都是美國和歐盟提供的數據，“以前我們沒有自己系統的數據，在這方面也就少有發言權”。因此有科學家認為，這篇文章的發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這項研究中，由賀克斌領銜研發的“中國多尺度排放清單模型”，和中科院碳專項形成的“中國碳排放數據庫”提供了主要數據。這一成果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學術雜志上，也就意味著這兩個數據庫將被國際學術界廣泛接受。
“中國碳排放數據庫”已經基本建成，魏偉說，“中科院碳專項將于2015年年底結題，我們會向國家提供一個詳細的碳排放技術參數，為碳減排、碳交易和國際氣候變化的談判等提供科技支撐。”
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一次締約方會議將在法國巴黎召開。碳排放清單是國際談判的主要依據，這一研究能否為中國爭取到更為公平合理的發展空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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