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紐約氣候峰會提出中國人均碳排放首次超過歐盟。按照國際環保組織“全球碳計劃”的估計，中國2013年的人均排放二氧化碳7.2噸，超過歐盟的6.8噸。而按照總量計算，目前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已經超過歐盟和美國的總和，中國的碳排放占全球總排放的28%，而美國和歐洲分別為14%和10%。因此，如何通過市場機制減少碳排放，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方面。
2011年11月，國家發改委批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深圳“兩省五市”7個試點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目前7地碳排放權交易所均已運行，但是，截至2014年8月，7試點累計僅成交了二氧化碳排放量1100萬噸，成交金額4.5億元，不僅量小而且履約的情況不是很好。試點增強了試點地區排放單位的節能意識，同時也暴露了試點中存在的許多問題。
首先，碳交易缺乏成熟的法律支撐，試點地區各自為政，約束力較弱。不具備有法可依的碳排放控制制度，僅強制企業參與，無法形成真正的交易市場。此外，還需要通過立法建立統一的碳排放管理標準，糾正各地區在試點中的企業范圍、碳排放的核算體系以及碳排放權交易所發展等差異，擴大碳排放市場范圍。
其次，碳交易缺乏透明的市場信息，導致不確定性較大，也限制了市場交易。透明的碳排放信息是碳交易的基礎，目前在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和履約上，市場開放的信息嚴重不足。一方面，碳排放的統計核算體系還不夠完善;另一方面，企業沒有動力去報告這些數據。不透明直接限制了投資者進入碳排放交易，限制了市場規模。
從現狀看來，中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發展問題比較多，短期收效不大。那么碳稅是否可以更有效些?
碳稅與碳排放交易機制作為減排的主要經濟手段，兩者的理論基礎不同，作用的方式不同，減排的效果不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不同。碳稅一方面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減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使得清潔能源與價格相對低廉的化石燃料相比，更具成本競爭力，進而推動清潔能源的推廣。所以，碳稅和碳交易都能夠促進節能減排和能源結構向清潔能源傾斜，但都有相應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以及存在成本分攤問題。因此，碳稅和碳交易的選擇或組合需要從四個方面，即環境成效、成本效益、分配效果(公平性)和體制上的可行性進行考量。
碳稅和碳交易機制都是試圖通過市場經濟手段來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碳稅采取的是價格干預，試圖通過相對價格的改變來引導經濟主體的行為，達到降低排放數量的目的。而碳交易則采取數量干預，在規定排放配額的前提下，由市場交易來決定排放權的分配。在完美市場的假定下(信息充分且不存在交易成本)，這兩種減排機制的最終效果應該區別不大。不過，現實世界中信息不對稱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兩種機制在成本和效果上的差異應該不可避免。
從減排成效來看，碳稅可能使企業在采取節能減排技術措施的同時，有可能通過提高產品價格，將新增碳稅的成本轉嫁給下游消費者，導致碳稅只能增加財政收入而不能對排放形成有效約束。因此，碳稅的效果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而在碳交易市場中，總排放配額是確定的，企業只能在市場上購入減排配額完成減排目標。與碳稅相比，碳交易的減排效果相對確定。從這一意義上說，同一力度的減排政策，碳交易的減排成效可能大些。當然碳交易的最大問題在于有效的碳交易市場需要時間培育，而培育過程中的減排成效比較差。
從減排成本來看，碳稅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因為合理的稅率確定，政府需要獲得每個行業(企業)排放的成本，以及排放對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成本)，信息的不充分會導致稅率偏離合理水平，進而損害了碳稅的有效性。與碳稅相比，碳交易所需的信息相對簡單，主要是排放配額的分配需要確認企業減排成本，但是通過采用拍賣方法，在機制設計合理的情況下，企業減排成本應該可以在其報價中得到充分反映，無須政府再付出額外的信息成本。但是，碳交易體系有其他成本，包括需要構建交易平臺、清算結算制度以及相關的市場監管體系等基礎投入，此外，碳價格的不確定性會增加減排企業的額外管理成本。因此，碳交易的整體成本可能更大。
從短期的政策可行性看，碳稅比碳交易機制可能會更有效率。控制溫室氣體獲得的收益只能緩慢體現，而控制排放所付出的成本卻是顯而易見的。政府通過設立碳稅，并根據總體減排目標設定稅率調整的時間表，可以使碳排放的成本變動可預測，而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明確未來的生產經營，或進行相應節能減排技術改造，或淘汰效益低下的產能。與價格波動幅度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相比，碳稅更有確定性和效率。此外，碳稅避免了棘手的減排配額的分配問題，使得政府可以在成本可控的情況下，根據經濟運行情況通過稅收水平的調整，來靈活實現減排義務。
因此，相比較下，碳稅更適合目前嚴峻的氣候變暖形勢。由于國際合作機制仍無法就碳排放總目標上達成一致的時候，碳稅能促使國內高碳、能源密集型產業在短期內實現較大減排。而長遠來看，基于總量控制-交易機制的碳交易市場，仍可能是實現全球碳減排成本最低、效率最明顯的最優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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