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6月以來，全國7個碳交易試點已累計成交數量1260萬噸，累計成交金額近5億元。截至目前，全國7個碳交易試點均已上線交易，納入碳排放交易體系的配額總量將達到約12億噸，控排企業約納入2000余家，成為繼歐盟之后的第二大碳配額交易體系。
很多學者認為，治理霧霾也和氣候變化緊密相關。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近發表了《第五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這個報告指出在1951年至 2010年間，一半以上被觀測到的氣溫升高現象是由人類活動所致，判斷從“非常有可能”上調為“極有可能”；氣候系統正在經歷千萬年以來“前所未有”的變化，如果世界繼續以目前的速度燃燒礦物燃料，那么30年后地球的溫度將上升到危險水平。到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最多上升4.8度，海平面最多上漲82厘米等，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后果。再比如，《自然》雜志的《自然氣候變化》專刊在線發表了全球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術機構――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科研報告《維持全球升溫低于2℃的挑戰》。報告稱，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2012年進一步增加，達到創紀錄的356億噸。據了解，去年，大氣濃度首先達到了400ppm，這都是非常嚴重的情況。報告同時稱，2011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國家包括――中國28%、美國16%、歐盟11%和印度7%。中國的排放已經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而且，中國和印度兩國的排放在2011年分別增加了9.9%和7.5%，而美國和歐盟則分別降低了1.8%和2.8%，在國際上壓力非常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要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今年2月14日，習近平會見美國國務卿克里時反復強調：“關于氣候變化問題，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已經采取了許多措施，今后我們還會這樣做。中美雖然發展階段不同，但在綠色低碳、節能減排等方面存在利益契合點，也各有所長，希望雙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可見，可持續發展、綠色低碳發展一直以來都備受關注。我們要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必須遵循符合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遵循適應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符合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
6月上海市191家試點企業全部完成2013年度碳配額的清繳，履約率達100%，至此，上海成為國內第一個完成碳交易履約工作的試點。據虹口區商委介紹，作為上海碳排放交易指定交易平臺—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入駐地，虹口區不僅是上海碳排放交易試點工作的前期探索實踐地，也是上海推進低碳發展的積極踐行區。
主要問題
從“兩省五市”的試點情況看，我國碳交易存在試點工作準備不夠充分、法律約束力較弱、企業認可度較差、數據基礎差、碳市場透明度較差、市場監管標準不一、市場流動性較差等諸多問題。
一是試點工作啟動倉促，準備不夠充分。大部分試點為了滿足試點工作部署的安排，均趕在2013年底啟動了市場交易，最晚也不超過2014年上半年。實際上，除個別試點外，大部分試點的啟動均較為倉促，準備工作并不完全充分，政策設計、能力建設等基礎工作不夠完善。碳交易制度是一項非常復雜的政策體系，國外碳市場從醞釀到最終出臺都要經過數年的計劃和長時間的討論，而我國試點在2011年底開始部署、2012年開始開展工作、2013年啟動市場，每年均為一個大臺階。基礎工作不夠扎實，其影響可能會在未來試點工作進一步深入之后逐漸顯露出來。
二是大部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的法律約束力較弱。碳交易政策得以實施的基礎是必須要有強制法律約束力的保障，即排放單位只能在配額許可的范圍內（免費分配獲得或市場交易購得）來排放二氧化碳（有的也包括其它溫室氣體），超出部分將會受到法律的懲罰。如果沒有法律約束，或者說懲罰的力度較弱，碳交易的政策效果也難以得到完全的保障。目前試點中，只有深圳通過了地方人大立法，北京通過了人大決定，對排放單位的約束力相對較強。其它試點基本以政府令的規章進行規制，懲罰力度受到局限，因此法律約束力較弱。個別試點甚至只以紅頭文件為依據。
三是企業認可度較差，接受政策需要一定的時間。碳交易從全球來說都是一個新生事物，對國內企業來說，試點工作的開展是第一次接觸碳交易。由于試點工作推進速度過快，且利益相關方協商工作較為欠缺，一些企業在還未完全理解此政策的意義和目的，且不了解如何開展具體工作的情況下，就被納入其中并被要求履行控制排放的義務。因此，企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排斥情緒，不僅體現在參與碳市場交易不夠活躍，甚至還有一些企業對碳排放報告核查工作的配合不夠積極。
四是碳排放統計核算數據基礎差。我國在建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之前，沒有企業層面的關于溫室氣體排放的統計體系，因此各試點在起初均面臨沒有數據的困境。大部分試點通過對歷史排放數據進行摸底來獲取部分數據，但這些回溯的數據相對質量較差，根據這些數據制定的碳排放權試點政策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碳排放總量設置過高、碳排放基準值設計不合理等。
五是碳市場透明度較差。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公開透明的市場環境，透明的市場才能吸引各類市場主體參與其中。碳市場作為政策建立的市場，其透明性往往取決于政策制定者的設計以及信息公開度。目前，大部分試點均存在透明性較差的情況，包括納入企業排放數據的統計、排放配額總量的確定、具體配額分配的設計方案和分發情況、交易數據的公布等方面。大部分試點的表現均或多或少存在缺失透明度的問題。透明性差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策制定者自身尚未完全明確具體政策方案的設計，導致相關方案或資料往往到最后一刻才發布；二是有的地方政府不愿意把相關數據公布于眾。
六是市場監管標準不一，體系有待健全。市場監管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對市場參與方資質的認證、管理和監督；二是對交易行為的監管，包括對內幕交易、市場操控等違規行為的識別、防范及處罰等。目前各試點對第三方機構的資質管理存在標準不一、相互間缺乏互認、部分機構能力弱等問題。未來，需要在第三方資質管理、能力建設等方面進行統一規劃，加強體系建設。關于交易監管方面，當前各試點雖然在管理辦法、交易規則中有所涉及，但內容過于籠統，缺乏操作性，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完善。
七是市場流動性較差。目前我國各地碳市場的普遍問題是流動性較差，成交量、成交額低。流動性不高會影響到碳市場的效率和有效性，使得碳市場無法充分發揮市場價格發現的作用。碳定價的功能受到影響，也就難以實現碳交易政策效果。試點流動性差既與大部分試點對交易主體的限制有關，部分試點僅允許控排單位或資質要求很高的其它機構參與交易；也與碳現貨本身不是適合頻繁換手的交易產品有關。對于前者，目前各地方市場未來可能會逐步放開，在做好監管的同時引入各種類型的交易主體；對于后者，我國碳期貨市場目前正在研究中，包括證監會、期貨交易所、碳交易所的各類相關機構均在開展相關研究。
八是電力行業的特殊性問題尚未有效處理。電力行業由于其具有排放量大、排放強度高、排放核算簡易的特點，因此往往是碳交易政策的第一納入行業。但在我國，電力由于還未完全市場化，發電量無法自己確定，發電價格也無法由市場決定，如果強制施加碳約束成本，可能導致其成本升高，無法推動其進行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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