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7月18日開始，北京市4689家非連續生產型工業企業，將分4批進行高溫休假，其中第一周高溫休假的企業為962家，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節約能源，高溫避峰用電；而作為后續措施，企業可以自9月1日起，每周安排1天公休，6天工作以折抵集中休息的時間。
高溫休假不失為一項善舉，因為客觀上能使工人有機會避免高
溫損害健康的危險。
問題在于，盡管節約能源的確是目前中國社會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在這種酷暑高溫的天氣下，僅僅是因為節約能源的理由，才采取高溫休假的政策，從政策效果來說，恐怕忽略了人作為社會主體的基本地位和基本權益。
今年北京高溫紀錄不斷被刷新，持續的高溫天氣直接光顧社會各個層面的建設者，尤其是在生產第一線的工業企業的職工群體。他們中有不少人因為工作環境的問題，無法在人工降溫的環境中工作，因此需要政府從治管的角度出發，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而與能否節約能源完全是不同層面的問題。因為這項措施所體現的人文關懷和政策水平，不是節約下來的能源所能夠比擬的。
節約能源是對社會發展的制度保證，但讓身處高溫環境的勞動者清涼度夏，更是對社會發展的制度關懷。
兩者比較起來，對人的保護更能體現制度的優越性和人本主義精神。我們不否認節約能源的重要性，但是在高溫環境中，考慮保障社會發展時，必須首先考慮人的生存環境。無論能否節約能源，人的生存權益都是政府首先需要考慮的。因為生存權益和發展權益是個人權益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保護這兩種權益是政府和社會最重要的職能。
善舉之所以為善，不但有讓人們滿意的效果，更有讓人們舒心的出發點。在中國社會的公共決策中，面對各種問題所采取的措施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理念，這種科學理念就是以人為本的決策思想。因為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寒，外界自然環境的不可抗拒力產生的危機，其實考驗的是政府和社會的應急保障能力，這種保障的核心是人。而節約能源應當只是這項高溫休假政策的一個客觀效果。否則，休假的人們心里面，盡管得到了照顧，但是未免不別扭。
另一方面，如果從人的角度出發，那么在我們討論高溫休假決策的同時，就應當思考另外一個問題。這種高溫假期，是不是一種基本勞動保護措施。有人提出，高溫休假不宜“秋后算賬”，不應在秋天補上假期時間。因為這是在外界環境不可抗拒力的影響下，考慮到勞動者的生命健康，而采取的一種非常措施。這種觀點值得深思。因為它牽涉到如何看待高溫休假的性質，其實也是如何善待個人基本權益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人比能源更重要，在社會發展中，這是一個常識。目前，國外社會面對高溫已經有了一套完整的勞動權益保障措施。而我國在這方面的立法，卻比較滯后。1960年發布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一直延續了45年，且不具備法律的強制執行力。而《勞動法》并沒有對高溫環境下的勞動保護，給出明確的指標。畢竟，隨著社會的發展，特殊氣候并非偶然現象，這種情況下對社會和個人的應急保護政策，應當在立法中延續下去。
高溫休假作為一種良性制度，其實應當也能夠得到積極的效應。這種效應來源于決策者俯下身來，體會普通勞動者所承受的生理負擔。因此，我們不但要考慮“電力迎峰度夏”，更應該高倡“人身保障度夏”。為此，應該從法律制度上和行政決策兩方面，重視“以人為本”的基本思路。這才能還公眾清涼的外在環境和安寧幸福的內心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