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它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降低了需求，從而扼殺了能源部門。反過來，需求下降導致幾乎所有地方的煤炭和石油價格觸底反彈。在許多市場中，這種下行螺旋形加速了從這些燃料的轉移。亞洲除外。REN21的社區經理Vibhushree Hamirwasia評論了為什么這是亞洲煤炭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艱難競爭。
亞洲的能源未來對我們的全球氣候至關重要。
亞洲擁有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超過60％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該地區的經濟增長迅猛。經濟增長伴隨著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盡管亞洲的可再生能源正在增長，但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氣）的增長速度甚至更快，可以滿足這一需求。
因此，亞洲仍然是煤炭的據點，有抵消甚至全球煤炭下降的風險。全球500吉瓦的煤炭產能中，超過80％位于亞洲，而且預計只會增長。專家認為，到2030年，亞洲在全球煤炭需求中所占的份額可能會增加到81％（目前為77％），后果將是災難性的。更多的煤炭意味著更多的空氣污染和能源不安全。現在，全球超過4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集中在亞洲。該地區擁有全球10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的93個。污染與負面健康影響之間的聯系是明確的。
未來可能會有不同的能源
我發現煤炭的增長令人震驚。在世界幾乎所有其他地區，公司都在從煤炭和政府手中撤資。即使需求在增加，政府也可以選擇招標提供新的可再生能源產能，而不是使用化石燃料。正如Carbon Tracker報告指出的那樣，可再生能源的經濟案例已經在許多亞洲國家存在，尤其是在電力行業。那么，為什么國家應該選擇投資于新的煤炭產能？最后，對煤炭的投資越大，創造未來擱淺資產的風險就越高。結果，該地區的人們將不得不承擔高昂的成本和債務。
歐洲氣候基金會全球可再生能源主管Kitty Bu證實了我的評估：“在南亞和東南亞，價格不是問題。可再生能源不需要政府補貼。可再生能源與存儲的結合在COVID期間創下了歷史新低。各國政府需要取消對化石燃料的補貼，為可再生能源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并讓市場來做這件事。”
甚至“先進”的燃煤電廠也是大污染者
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市場很難吸引全球資金。事實上，亞洲的許多煤炭基礎設施，尤其是在孟加拉國，巴基斯坦，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都嚴重依賴中國，日本和大韓民國等亞洲巨頭的融資。這些國家為東南亞所謂的“清潔煤”項目提供的資金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有證據表明，即使是最“先進”的燃煤電廠也是高污染的，在經濟上也不可行。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獲取獨立顧問Divyam Nagpal表示：“與其營救即將死去的部門（煤炭），不如將資金投入可再生能源。經濟學偏愛可再生能源。歸根結底，這一切都歸結為經濟學。”好吧，我想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但令我失望的是，事實并非如此。
經濟工作，彈性的理由也是如此
毫無疑問，COVID-19大流行表明所有國家都需要有彈性，安全和獨立的能源系統。尤其是在亞洲等資源匱乏的國家，經濟需要優先考慮穩定的能源供應。可再生能源技術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古老的格言“可變性=不穩定性”已不再成立。
Bu強調：“不可能”正在我們眼前發生：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墨西哥和英國）都看到了可再生能源在電網中的創紀錄滲透。圍繞高可再生能源普及率的神話使電網癱瘓。”
實際上，政府尋找激勵礦物燃料的良好論據變得越來越難。納格帕爾說：“例如，印度談到通過開放和促進煤炭行業創造就業機會。但是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也會創造就業機會，甚至可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工作的質量和數量必須是一個重要的評估。煤炭的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應該集中精力建立一支熟練的可再生能源勞動力。”
現在是亞洲可再生能源的時代了
持續推動亞洲燃煤發電是《巴黎協定》最大的全球風險。由于非洲大陸龐大的規模和影響力，即使是亞洲少數新建的燃煤電廠，也對控制氣候變化的一切努力構成了嚴重威脅。如果亞洲不改變方向，我們將走向光明的未來。
變化絕非易事，破壞會引起阻力。但是亞洲各國政府需要意識到，他們有責任促進變革而不是抵抗變革。特別是，如果變更以經濟上有吸引力且技術上可行的選擇的形式出現。我相信他們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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