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東信集團是國家工信部和湖南省新型工業化重點調度的大型紡織企業，湖南省紡織龍頭企業，擁有50萬紗綻，5000頭汽流紡和5000臺織布機，現有員工8000人，年用棉量達10萬噸。近幾年來，隨著原料成本、人工成本、不合理稅賦以及各種收費的不斷上升，企業已處于微利經營狀態，特別是作為用棉大戶，棉花成本已壓得企業透不過氣。目前，公司的用棉量已壓縮了40%，轉型用新型纖維，但棉花成本的壓力仍然很大。
高棉價 企業競爭力削弱
業內有一句俗話，“成也棉花，敗也棉花”。棉價的波動與國內外棉價差是牽動棉紡織企業一根最敏感的神經。表面看，國內的高棉價是造成企業成本高、訂單減少的主要原因，而追根溯源，給行業造成長期困擾的卻是棉花進口配額制度、征收高額滑準稅、進銷項稅“高征低扣”等政策，導致企業無法公平參與國際競爭。
事實上，目前棉紡織企業面臨的問題不是國內的高棉價，而是與國外幾千元的棉價差。可以說，一直以來我國棉紡織企業都是在與幾千元的內外棉價差作斗爭。如今，我國純棉40支以下的紗已經沒有市場競爭力了，東信公司40支以下的紗線訂單都被印巴和東南國家的企業搶走了。
國內外不同的棉花價格機制是當前國內外棉價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國際棉價根據市場供求關系波動，而國內棉價是以收儲價和進口配額量為支撐。去年以來，棉花收儲價為20400元/噸。由于收儲價遠高于國際市場，導致國內外棉花差價居高不下。目前，每噸差價仍在4000元左右徘徊。
面對居高不下的棉價差，中國企業并不能自主利用海外原材料市場來“削峰填谷”。按照世貿協定，我國每年配額進口89.3萬噸棉花，實施1%的優惠關稅，但配額以外的進口棉花，征收5%~40%的滑準稅。滑準稅的征收，相當于為進口棉價設置了底限，其目的在于減少進口棉對國內棉花市場的沖擊，確保棉農利益。但是由于進口配額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分不到配額或配額過低的企業即便進口棉花，也高關稅而得不到實惠。也就是說，我國的棉紡織企業正在以高于對手1/3的原料成本參與國際競爭，而高出的成本是難以靠技術創新、效率提升消化的。
取消配額制、滑準稅成了棉紡織行業的一致呼聲。取消高額滑準稅，讓中國企業可以自由地利用海外采購平抑原料價格，同時也可防止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在制定棉花出口政策時借機提價，為本國紡織品出口爭取優勢。此外，呼聲較高的棉花直補政策也終于在今年新棉花年度開始試點，對于棉紡織企業來說無疑是利好消息，但是棉花是否能實現市場化、高棉價的困局是否就此打破，還需時間的考證。但是可以確信的是，保護農業不應以犧牲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代價，如果棉紡織行業不景氣，那么全國的棉農和300多萬棉紡織工人就依然處在“水深火熱”中。
“融資貴” 企業負擔加重
近年來，“融資貴” 也成為棉紡織行業最頭痛的問題。在中紡聯統計中心對行業500多家企業的調研中，有近4成企業融資利率比銀行基準率高10個百分點以上，如山東等地的紡織業貸款利率普遍浮30%以上，而且相當多的企業都被迫接受了承兌匯票業務。
以東信公司貸1000萬元為例算一筆賬。首先，銀行1~3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6.65%，再上浮50%，收取利息為99.75萬元。其次，銀行要求將貸款做成6個月的全額承兌匯票，這意味著企業拿匯票給供應商，供應商只有在6個月后才能拿到錢。如果供應商不愿意等6個月，企業需要交貼現利息14%，增加利息70萬元。最后，企業還需要到銀行指定的擔保公司進行擔保，繳納最低3%的擔保費用。這樣一來，一筆1000萬元的貸款實際利率高達27%。此外，銀行有時還會以保證存貸比為由，要求企業存一定的保證金。
原應服務實體經濟的銀行業，己經成為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要貸款，就要接受承兌貼現等條件，年底一算賬，銀行利率高達30%，對棉紡織企業沖擊太大。目前，銀行擔保條件高，融資費用高，棉紡織企業本就微薄利潤都還了銀行利息，可以說，企業完全是在給銀行“打工”。
紡織業是我國重要的民生產業，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東信公司目前提供8000個就業崗位，多的時侯可達12000個。但高額的融資成本，使得棉紡織企業本就微薄的利潤變得更少，這無疑是不利于企業發展的。如果國家能協調各金融機構，加大對紡織產業的扶持力度，降低擔保條件，減少全額保證金，那么對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增強企業發展活力會有明顯效果。
用工制約 企業憂心忡忡
80、90后等新一代農民工正對我國制造業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沖擊最大。據中紡聯抽樣調查顯示，去年紡織行業員工工資平均漲幅在15%以上，但依然有八成以上的企業依然存在著用工短缺。紡織企業普遍反映，新一代農民工多是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及成長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由于紡織車間多是噪音大、氣味重，工作壞境差，勞動強度大，而薪水又不算高，他們寧可做服務業，也不愿意到紡織廠打工。這就造成了紡織企業招工難、留人難。
對棉紡織行業來說，招工難、用工難問題尤為突出。目前，東信公司職工的平均年齡已接近45歲，一個近8000名職工的企業，35歲以下的年輕職工都找不出幾個，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維修人員這樣的崗位，大有“后繼無人”的趨勢。
為留住員工，一些棉紡織企業開始大幅提高員工福利。有企業老板抱怨說：“現在的年輕人，不看自己能干多少，只看能掙多少，公司真是哄著員工來上班。”免費培訓、五險一金是基本待遇，提高福利，減少員工流失。預計今年員工薪酬還要上漲，工人工資照這樣漲下去，作為微利經營的棉紡織企業真的吃不消。
稅費繁多 企業透不過氣
目前我國棉紡織企業需繳納的17%的增值稅、25%的所得稅，以及土地使用稅、城建稅、房產稅、印花稅、地方教育費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殘疾人基金、環保費、工會經費等各種費用項目。除了這些與其他工業企業相同的稅費項目外，棉紡織企業還承擔著棉花增值稅“高征低扣” 的不合理稅賦。以同屬于農產品的大豆舉例來說，大豆加工成豆油，棉花加工成紡織品，大豆和豆油同歸屬為農產品，它的進項稅與銷項稅都是13%，而棉花加工后的紡織品則歸屬為工業品，銷項稅率為17%，這樣一來，棉紡織企業就多承擔了4個百分點的不合理稅賦。
過去，棉紡織企業的能源、勞動力成本較低，企業還能承受這種“高征低扣” 的稅收政策，但現在棉紡織行業的平均利潤只有4%，這種“高征低扣”的政策已經壓的企業透不過氣。國家應盡快改變這種政策，實現平征平扣，減輕企業稅賦，還棉紡織企業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棉花的進項稅和銷項稅能保持一致，都是13%，那么全行業將新增利潤40多億元，這無疑是為處在困境中的紡織業送來甘霖。
企業靠補貼是長不大做不強的，由于市場競爭導致各種壓力必須靠企業自身轉變發展方式來消化。但是像銀行融資貴，國內外棉價倒掛，棉花進項稅與銷項稅不統一等問題，是靠企業自身努力解決不了的。隨著安徽、河北兩省將皮棉、棉紗納入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額核定扣除試點，這種長期制約棉紡織企業發展的“高征低扣”現象終于有所松動，相信隨著政策不斷向利好方向調整，棉紡織企業的春天不會太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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