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建設的邊緣化角色一舉上升至中心位置，從“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錯誤思想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從“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方式到低碳轉型、綠色發展的永續之路……改革開放40年，我國節能環保事業由弱到強、持續壯大，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綠色動力，也成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一。
節能環保產業地位節節攀升
若要為當今中國的發展總結一組熱詞，“環境保護”一定名列前茅。正如2017年3月4日，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說的，“我今年是第五次做新聞發布會了，如果是境內媒體，我的必答題就是環境”。
“環保之問”，不僅是近年全國“兩會”的關注焦點，更見證著美麗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從改革開放初期環保意識啟蒙，到1983年被納入基本國策、1995年把可持續發展制定為國家戰略，再到如今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節能環保的地位節節攀升。
地位的提升，在歷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有體現。例如，2014年提出“向污染宣戰”，絕不能走西方“先發展、后治污”的老路，而要走治理污染、促進發展的新路;2015年提出“打好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攻堅戰”的治理指標，既保障了治霾工作的連續性，又突出環境治理的系統性;2016年首次提及“環境保護督察”，著眼于解決和處理突出環境問題，環境保護的“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力度加大。
到了2017年，針對環境污染嚴峻形勢，尤其是一些地區的霧霾頻發，“堅決打好藍天保衛戰”口號首次叫響。為向人民群眾交出合格答卷，加快改善生態環境特別是空氣質量，必須科學施策、標本兼治、鐵腕治理。也是在這一年，解決燃煤污染被重點強調，要求完成北方取暖氣、電代煤300萬戶以上，全部淘汰地級以上城市建成區燃煤小鍋爐，加大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力度。
2018年，污染防治進一步升級為“三大攻堅戰”之一。為鞏固藍天保衛戰成果，國家繼續提出重點地區PM2.5濃度要繼續下降;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實行限期達標;開展柴油貨車超標排放專項治理等細化措施。
“與往年相比，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對生態環保工作的部署更為明確，重點更為突出，分量也越來越重。”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如是說。
環保企業成治污中堅
有污染的地方，就有環保產業。治污進程中，環保企業歷來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根據國家發改委2016年印發的《關于培育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主體的意見》，“到2020年，環保產業產值超過2.8萬億元，培育50家以上產值過百億的環保企業。”
從改革開放之初鮮有人知，到90年代單一的賣設備、做工程，再到2010年產值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節能環保如今正處“黃金十年”。5萬多家民企加速搶灘的同時，包括中石化、中廣核在內的2000多家央企、國企業紛紛跟進，節能環保成為當之無愧的資本“寵兒”。據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司長任樹本介紹，我國環保產業年增長值已超過15%，在除塵脫硫、余熱余壓利用等方面，均具備一流的技術裝備能力，綠色科技支撐保障和應用推廣機制逐步建立，科研成果轉移轉化、產業化步伐和示范推廣也在加快。
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環保企業雖數量眾多，其中90%的企業產值卻低于1000萬元，百億級企業甚至為零。環保企業雖涵蓋各細分領域，但長期處于“小而散”的狀態，行業集中度偏低，多年難有龍頭企業——這是此前多位業內專家都曾向記者提及的“痛點”。
“世界500強榜單上，環保領域目前只有威立雅、蘇伊士兩家企業。如果只會幫業主‘擦屁股’，環保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支柱產業，因為它沒有創造價值，沒有創造增量價值。環保是一個非常剛性的、有市場彈性的入口，應該成為一個具有增量的產業。”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執行會長傅濤指出。
環保產業怎樣才算真正壯大?有專家笑稱：什么時候“文一波”(環保行業從業者——編者注)走在大街上，也能像“馬云”“王健林”一樣被人認出來，那時就可以說環保產業成為支柱了。
產業、能源、交通結構持續優化
方向明確，重在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節能環保工作的實踐，與環境污染的加劇及規模治理的進程相互吻合、互相印證。其主要突破口，在于產業、能源及交通結構的調整優化。
從產業結構看，因化工、煤電等高耗能、高污染工業項目大規模上馬，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環保工作從2010年起進入最為艱難的10年。截至“十五”末，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指標，非但沒有完成原定的減少10%計劃目標，反而不降反升，環保工作飽受質疑。2006年，國家雖已開始實施節能減排計劃，但因重化工擴張勢頭難減，污染依然持續加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指標甚至一度升至歷史最高點。
重壓之下，環境綜合治理全面展開。“九五”至“十一五”，我國累計關閉淘汰污染嚴重的工礦企業超過17.7萬家。在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的基礎上，今年最新發布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進一步提出嚴控“兩高”行業產能、實施超低排放改造等強化要求。
能源結構調整，也是解決環境質量問題，尤其是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根本所在。40年來，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躍居世界首位，但以煤為主的資源稟賦，給環境造成了嚴重影響。例如，僅“2+26”城市、長三角、汾渭平原等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區域，單位國土面積煤炭消耗量高達全國平均水平的4—6倍;內蒙古包頭市的建成區面積不足全市總面積的1%，卻集聚全市約89%的火電裝機、90%的稀土產量等。截至2017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年均下降4%，但該數值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粗放發展方式仍未根本扭轉。
隨著治理進入攻堅期，化石能源減量、綠色低碳轉型成為當務之急。按照要求，下一步將加快調整能源結構，構建清潔低碳高效的能源體系，重點推進北方地區清潔取暖、重點區域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清潔能源及新能源發展等工作。
此外，在交通領域，運輸污染近年來成為我國主要的大氣污染源之一。以柴油車為主的公路運輸承擔了全國約78%的貨物發送量、48.6%的貨物周轉量，柴油貨車污染排放占機動車排放總量的60%以上。盡管治理起步相對較晚，但交通結構調整已被列為重點——引導貨運由公路走向鐵路、減少重型柴油車使用強度成為關鍵舉措之一。
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抓手
綠色低碳的發展道路，是我國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順應世界發展潮流、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的節能環保成績頻頻亮相國際舞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開展就是代表之一。
“最近10年，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了41億噸二氧化碳排放，做到了應對氣候變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雙贏。”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肯定了我國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表現。“尤其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這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在此過程中，我國已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與引領者。”
為進一步落實《巴黎協定》“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內”的要求，我國于2011年率先篩選7個試點城市，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展開探索。截至目前，7個試點碳市場已覆蓋電力等多個行業、近3000家重點排放單位，累計成交量突破2.5億噸，成交金額超過55億元。在此基礎上，2014年以來陸續發布24個行業企業排放核算報告指南及11個行業企業碳排放核算國家標準，并繼續在全國7000余家重點排放單位展開嘗試。
一系列試水，印證了碳市場以較低成本控制碳排放的良好效果。2017年12月19日，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啟動，作為我國節能減排工作的又一突破，這也是中國面向世界的承諾。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進程中，碳排放空間越來越成為緊缺的環境容量資源和生產要素，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低碳轉型和能源體系革命的重要制度建設。
據了解，以電力行業(含熱電聯產)為突破口，我國將遵循“穩中求進”原則，先易后難、循序漸進，打造“歸屬清晰、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監管有效、公開透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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