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環境保護部開始第三次對《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按照去年12月部長專題會議的要求，這或許是最后一次公開征求意見。
相比《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1995），此次征求意見稿最大的變化是標準地位和作用。在實施與監督要求中明確這一標準是用于開展土壤環境質量狀況評價，即所謂的“體檢標準”，而不是用于保護目標和治理任務。也就是說評價后的土壤修復同《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無關了。
那么如果農田土壤污染需要修復，采用什么標準？在《標準修訂思路及有關情況的說明》中有這樣的文字：“‘超標’農用地土壤的環保規劃目標不是必須將污染物含量降至低于標準限值以下，‘達標’的含義是通過進一步開展風險評估，根據土壤污染特征和評估結果，采取調理土壤性狀、優化種植方式等措施將土壤污染風險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對了，農田土壤污染要實行風險評估，而不是簡單的數字對比了。這一頂層設計創新的重大機遇可能就是土壤污染生態風險評估。
尚不清楚《土壤污染防治法》是否會采納這一創新。但是，2015年10月23日土壤標準專家委員會審議通過后，編制組就征求意見稿向全國人大環資委相關領導做了專題匯報。
土壤污染生態風險評估在指導原則上與健康風險評估的思路類似，即以土壤污染物在遷移過程中引起的暴露和效應作為風險評估的核心內容。簡而言之，評估不是太簡單。比如，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還涉及背景值。從我國目前開展的土壤污染健康風險評估情況看，風險評估復雜、隨意性大。
我國還沒有生態風險評估技術導則，系統的土壤污染生態風險評估在實際土壤修復案例中也未見報道。已有的生態風險評估案例多是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的研究論文，現在很難找到一個真正使用過土壤污染生態風險評估的從業人員。
這樣就意味著，哪些從業單位盡快掌握了相關技術和方法，就能分享“十三五”期間的5000萬畝耕地生態風險評估這個不小的蛋糕。中國環境修復研究院大數據顯示，當前我國污染場地土壤污染調查和健康風險評估單價的中位數是2萬元/畝。
同時也要看到，生態風險評估來自國外，其思路不同于《農用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農作物達標。其結果也是考慮整個生態系統的效應，并非僅僅針對個別物種的毒理學效應。世界其他國家耕地污染問題較小，因此在耕地上采用風險評估也應該不多，但是不是我國首創還需考證。
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曾強調，要將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緊密結合。但是，基層環保部門接受不了或者不愿意接受的土壤污染風險評估一路從城市走到了農村。
在“大米鎘”的地塊，現有生態風險評估技術方法究竟能否評估出達標大米的土壤鎘含量？再加上“采取調理土壤性狀、優化種植方式等措施將土壤污染風險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到底農田土壤污染還修不修復？
因此，必須盡快制訂適合我國耕地的生態風險評估技術導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近期對土壤修復的指示精神，創新是必須的，但是切實可行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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