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最近在2015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談及中國經濟時釋放了三大信號：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中國創新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有不少；結構性改革會加快推進。
怎么理解總理講話中釋放出的這幾大信號？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底氣何在，政策儲備箱還有哪些工具可以用，結構性改革哪些領域有望加快步伐，上證報記者昨日對話四位宏觀經濟學家，就上述問題進行解碼。
經濟不會“硬著陸”底氣何在？
上證報：近幾個月宏觀經濟指標出現波動，8月份投資等主要指標仍在下滑，怎么看待這種情況？經濟仍在尋底還是已經見底？
邵宇：全球經濟都在下滑尋找一個新的平衡，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只是其中一個代表而已。這種低迷增長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還要尋底。現在各方都在用一些力量托經濟的底部，能否托住還有待觀察。但從結構優化、增長質量角度來看，整個經濟呈現向好的跡象。
相對于其他的經濟體，中國經濟歷來彈性比較大，包括巨大的市場、可控的財政金融資源、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即使出現了經濟震蕩，中國也能笑到最后。
牛犁：經濟可能還會繼續探底，現在來看，經濟下行壓力仍很大。7、8月份宏觀經濟指標再次放緩，這里面有一些特殊因素，比如北京周邊七省區污染企業關門了一段時間，毫無疑問會影響生產。這個一次性因素消失后，9月份工業生產增速反彈會比較明顯。
章俊：雖然宏觀數據在過去幾個月依舊在下行通道，但經濟從7月份以來已經開始進入筑底階段，特別是8月份數據說明經濟已有企穩復蘇的信號，這里面包括固定資產投資中基建投資增速反彈、工業生產和發電量數據企穩等。預計前期穩增長政策效應將在9月份和進入四季度后持續顯現，經濟基本面將呈現溫和復蘇態勢。
上證報：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多次強調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并特別強調“這不是空話”。底氣在哪？
曹和平：中國經濟已經穩定地走向了結構變遷的方向。原因有三：第一，就業穩定，去年十個月就完成了全年的就業目標，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全年目標的七成。在投資和出口的生產附加指數下滑的情況下，就業增加只有一個假定，那就是新的增長方式比舊的增長方式吸納勞動力的彈性要大；第二，服務業PMI過去兩年都保持在景氣增長區間；第三，新經濟來了。電商、互聯網金融、創新型服務業的快速增長，為經濟轉型提供了支撐。
四年前我們就已經在調結構，如果沒有這些年的主動調節，那么這次全球經濟下滑，中國經濟就可能遭遇“硬著陸”。因為有主動調節的政策出臺，提前量的操作，使得“硬著陸”可能性極小。
牛犁：從整體發展態勢來看，經濟雖然在減速，但是放到大國里面，我們是最快增速之一，也高于許多新興經濟體。更為重要的是，就業形勢、物價形勢穩定，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萌芽。從產業結構看，服務業比重是上升的；從需求結構看，消費的貢獻率是增加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城鄉居民收入增速比GDP要高出不少。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的底氣。
章俊：中央對保7%的決心是基于對就業的信心，總理在上周的達沃斯論壇上再次重申“只要有比較充分的就業，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同步，生態環境不斷改善，經濟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都是我們可以接受的”。目前來看，由于服務業蓬勃發展以及“大眾創業”熱潮的興起，對剩余勞動力的吸收能力在提升，因此國內整體就業形勢并沒有因為經濟下滑而出現明顯惡化。在就業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政府是可以容忍相對低一點的經濟增速，而更多傾向于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加快經濟轉型的步伐。
政策儲備箱哪些工具可以用？
上證報：李克強總理表示，中國創新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有不少，會有針對性地出招。今年迄今穩增長政策已經出了很多，未來還有哪些政策可以期待？
邵宇：要用新常態的思維去看宏觀調控政策。在新的宏觀調控框架下，一個政策的精準更重要的是新的宏觀政策能使整個宏觀經濟具有可持續性。比方，地方政府債務過高，我們通過債務置換，中央政府通過承擔部分債務的方式使得杠桿轉向中央。我們能不能通過更多的方式使得地方債的杠桿給民間或是企業機構，能不能通過金融市場 發債券，使得以前寄托于銀行的債務變成直接金融工具，降低它的成本。這應該是李總理提到的廣義工具箱的工具，總的原則是使宏觀杠桿在中國的六大部門之間重新進行分配，使得整個經濟具有可持續性。
牛犁：除了常規政策，還有一些新的工程包。一個是量，一個是節點。什么樣的節點出什么樣的政策，相關部門都是有預案的。可能相關的一些經濟數據指標放緩到什么程度，出臺多大規模的政策也是有準備的。前面說政策有空間，現在是有預案有準備。如果三季度還是放緩，還是會有一些新措施。
章俊：相比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零利率”以及赤字，中國“穩增長”在傳統貨幣和財政政策方面的確還有很大的空間。不僅如此，政府在創新宏觀調控工具方面還有空間，例如在央行貨幣政策方面除了傳統的降息降準，我們更多地看到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包括SLO、MLF、 PSL來長短結合來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此外，在財政和產業政策方面，未來會繼續推進財稅改革，綜合運用稅收、補貼、政府采購等政策工具來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改善民生；同時產業和區域振興計劃可能伴隨“十三五”規劃推出，例如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開發沿江經濟帶等。
結構性改革，哪些領域會加快？
上證報：李克強總理多次表示要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如何看待這一表態？
曹和平：結構性改革太重要了，這次結構改革是要從生產型經濟向供給經濟轉化，恐怕要涉及非經濟領域。比如說搞新型城鎮化，要把全國的醫保和社保統一起來，過去看病是自己掏錢，現在大部分就是制度掏錢。如果給我一個全民醫保政策，那我預防性的大病儲蓄率就會降低，相應投資率會增加，消費傾向會增加，廠商出貨進貨會更快，生產者信心會增加，經濟更活絡。這次的結構改革要從總需求向總供給邁進，從純粹的增長角度向全方位的生產、消費、資產、行為四位一體的管理邁進，才能使結構變遷到位。
章俊：本屆政府雖然上任伊始就面臨“三期疊加”的局面，但在“穩增長”同時，并沒有延緩或推后結構性改革的步伐。從深層次來講，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發生了改變，例如人口紅利和全球化紅利，從而導致之前的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變得不可持續，因而結構轉型的壓力客觀存在。政府目前推進的結構性改革正是順應這種內在經濟轉型需求，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看，推動經濟增長的無非就是“勞動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而中國現在面臨的是勞動力供給和資本邊際產出下降，未來經濟增長要維持中高速增長只能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全要素生產率”。而經濟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改革是未來經濟增長最大的紅利。
上證報：結構性改革涉及多個方面，未來哪個（些）領域改革步伐會加快？
曹和平：“雙創”會加快，其次是財政體制改革。相比起來，金融改革可能會放緩。
邵宇：其實財稅、國企改革都在加快推進，但更重要的是關注土地、貨幣、要素價格等。要把那些能夠產生新的需求、新的供給的優先進行。
現在改革大致可以看做這么幾類：第一是提供新的需求，比如戶籍改革；第二提供新的供給，比如土地改革；第三提供效率的，比如國企改革。每一種改革側重點不一樣，最重要的是在各個改革中，存在一個有效的配套的銜接，有些改革太快，有些改革太慢，一快一慢間就會產生一些風險。現在就是讓慢的改革趕上速度快的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