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需要盡快限制和減少煤炭、石油的消費，并在本世紀內實現非化石能源化。中國要全面加強和推進能源消費革命，要認真進行能源領域供應側結構調整。如果中國能源發展不盡快實現轉型，必將被世界潮流拋棄。
我國能源已經度過高速增長期，2002到2012消費年增8%。2014年能源消費增速已經降至2.2%。，2015年進一步降到0.9%。“十三五”期間，我國能源發展將進入轉型期，能源消費增長將繼續保持低速，保障能源供應主要矛盾轉為常規過剩。能源結構調整，加快綠色、低碳發展，提高能源系統效率，追求經濟運行效益將成為今后發展的主要目標。
能源消費進入下行通道
具體而言，煤炭消費很可能已經越過峰值，進入下降通道。2014年和2015年煤炭消費總量連續下降，從煤炭運輸量下降情況看，煤炭消費實際下降幅度大于統計局公布數量。今年1-4月，全國煤炭產量10.1億噸，同比下降6.8%;鐵路煤炭發運6.2億噸，同比下降10.4%，大秦線下降更多，下降20%。據海關統計，1-4月累計進口煤炭6725萬噸，同比下降2.5%，出口330萬噸，增長161.4%。
電力增速下降也明顯超過預期。2015年電力消費量僅增0.5%，占電力消費約70%的第二產業，特別是高能耗原材料工業的電力消費增速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大幅度負增長。其中占總消費量58.8%的重工業電力消費增速下降1.8%。
存在盲目性等問題
電力建設的盲目性仍然很高。2015年末全國發電裝機容量150828萬千瓦，同比增長10.5%。其中火電裝機99021萬千瓦。2015全年新增發電裝機14332千瓦，其中火電新增7164千瓦，大大高于預估。全國6000千瓦以上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下降349小時，全國火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4329小時，同比下降410小時，降幅比2014年同期繼續擴大。實際上3年不建新火電項目都沒有任何供應短缺問題。但是今年一季度電力繼續慣性擴張，新增發電裝機2815萬千瓦，為歷年同期最高。為此，國家能源局已經要求停建、緩建、取消核準一批火電建設項目。
優質能源發展受煤炭和煤電產能過剩擠壓，棄水、棄風、棄光現象普遍。天然氣發展增速明顯下降，供應充足但市場開拓困難;部分地區核電也受到發電裝機過剩的市場壓力。不過，棄風、棄水、棄光關鍵不是技術問題。火電裝機過多，爭奪發電時間是根本原因;地方利益分割，保護本地發電優先也是重要原因;環境外部性沒有充分反映到上網電價，劣幣淘汰良幣現象明顯;非化石電源優先上網原則不清，和其它利益原則沖突，電網也沒有積極性;此外，也沒有在用戶側推動綠色低碳電力消費的動力和機制。
能源投資的盲目性也推高了我國能源消費成本。能源企業投資過多，投資效益大幅度下降，以及許多不顧市場條件錯誤選擇高碳技術路線的無效投資，使多數能源企業背上沉重債務負擔。目前，電力行業普遍負債率高于82%，大量新建煤電項目不能實現原來財務目標，煤價下降一半的成本效果基本上被電力行業的投資分攤了，導致煤炭行業在高煤價高收益時的許多投資現在無法回收。石油和煉化行業也有大量投資不能實現預期效益。上網受限使可再生能源投資效益明顯下降，阻礙了成本下降。核電和水電投入成本的非技術性抬高，也是造成發電成本明顯升高，引起能源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十三五”能源增長或低于預期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深度轉型和調整階段，一般性制造業產能過剩具有普遍性。“十三五”能源增長總量很可能低于預期，從終端產業發展和部門用能需求預測，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可能低于48億噸標煤(有可能在45-47億噸之間)。
占能源消費總量50%的高耗能產業整體進入峰值或產量下降階段，是當前和今后一個階段能源增速保持低位的主要原因。同時，地產業超前的產能擴張消耗了以后的建設空間，建筑規模已達峰值，居民和服務業能耗實際需求增長受到抑制。大宗商品運量下降，使交通運輸增量明顯回落，局部下降。種種跡象表明在“十三五”期間第二產業能源消耗總量有可能達到峰值。
“十三五”期間供應側結構性調整，是重要經濟政策方向性調整，要提高消費質量和綠色低碳消費需求。此外，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因素將改變未來能源的發展方向。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正在進一步達成共識。由化石能源為主轉向非化石能源成為未來能源發展的主要方向。全球需要盡快限制和減少煤炭、石油的消費，并在本世紀內實現非化石能源化。而近期，隨著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資源在我國發展迅猛，在一次能源占比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不斷提高，全球能源開始向低碳化乃至無碳化發展。因而，如果中國能源發展不盡快實現轉型，必將被世界潮流拋棄。
在這種情況下，要全面加強和推進能源消費革命，推進能源領域供給側結構調整。堅持優先發展非煤能源，積極推動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氣替代煤炭。電源結構的調整也要考慮優先發展非煤電源。要防止在煤炭產能過剩情況下，為煤炭找出路發展高碳技術的傾向，嚴格控制煤制氣、煤制油等煤化工項目發展，實現負外部性環境影響的內部化。此外還應建設適當從緊的碳排放配額和貿易體系，加快環境稅(包括碳稅)征收體系建設，建立有利于調整結構的市場信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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