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產業厘清邊界只是發展的起跑線 |
| 來源：新華網 時間：2019/3/26 10:22:17 用手機瀏覽 |
《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將綠色產業劃分為了6大類別，包括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生態環境產業、基礎設施綠色升級以及綠色服務，在這6大一級分類下又細分為30項二級分類以及211項三級分類。
綠色產業終于有了明確界定。
為進一步厘清產業邊界，將有限的政策和資金引導到對推動綠色發展最重要、最關鍵、最緊迫的產業上，有效服務于重大戰略、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等7部委日前聯合印發《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以下簡稱《目錄》），明確了包括節能環保、清潔生產等6大類200多項綠色產業內容，并設立了綠色產業專家委員會，為《目錄》在各領域的落實、細化目錄和子目錄的制定、綠色產業標準制定等工作提供相關專業意見。
“這是我國第一次對‘綠色產業’做出較為明確的界定。”綠色產業專家、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委員、辦公室主任臧紅印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目錄》必將進一步促進綠色產業的有序健康發展。
何謂綠色產業，在有了明確界定后又該如何更好促進其發展？
并非獨立的第四產業
臧紅印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關于“綠色產業”，在西方工業文明進程中可以找到其蹤影和起源。“綠色產業”這一概念最初發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歐洲。1989年，加拿大環境部長在政府官方文件中提出“綠色產業計劃”，第一次在宏觀層次上把“綠色產業”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規劃結合起來，隨后有12個工業化國家提出了20多項“綠色產業計劃”。
“我國的綠色產業從節能、環保等產業發展而來，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生態環境的日益重視，綠色發展貫穿經濟和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加快綠色產業發展是推動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路徑，其重要性逐漸凸顯。”臧紅印分析。
“綠色產業并不是指獨立于傳統的第一、二、三產業之外的第四產業，也不是單指環保產業，而是泛指企業采取了低能耗、無污染的技術，使產品在生產、使用和回收等過程中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破壞，這樣的企業聯合體就構成了綠色產業。”臧紅印說。
他進一步闡述道，綠色產業是在滿足經濟社會發展有效需求的前提下，按照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的具體要求，符合國家和區域產業發展，在全生命周期推行清潔生產，資源消耗較少、資金投入合理、科技貢獻性明顯、經濟產出和社會貢獻性較高，并能夠與生態環境進行良好互動且可持續發展的所有產業業態。
概念太大導致有空子可鉆
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針對綠色產業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促進了綠色產業的發展壯大。今年1月初，發展改革委、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9部委聯合出臺文件，推動建立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不僅是中央層面，各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對綠色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貴州省今年計劃籌集綠色產業扶貧資金500億元，旨在做大綠色產業扶貧投資基金規模。湖南、湖北、云南等省份也出臺各種措施，從末端治理到源頭控制，嚴格限制建設高能耗、高排放、產能過剩和簡單重復的項目，統籌規劃高新技術產業、現代農業、綠色旅游等綠色產業體系。
但與此同時，綠色產業邊界界定不清、產業政策無法聚焦等問題一直存在。
“任何一個新興產業都是在摸索中發展起來的，都會經歷起步發展、混亂無序生長到逐步成熟完善的過程，綠色產業也不例外。”臧紅印說，不可否認，現階段確實存在“泛綠色”“偽綠色”的現象。
“一個大樓用了幾個太陽能板就被稱為綠色項目，這種現象不少。”北京盈創再生資源回收有限公司總經理常濤分析，這主要是因為綠色產業概念太大，各部門各管一攤，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導致很多企業鉆空子，沾政策的光，其實并沒有做“綠色”的事。
除了這種一眼能識別的“泛綠色”，有業內專家分析，還有一種現象更需警惕。例如，在市縣進行產業準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制定的政策會阻擋一部分達不到綠色發展要求的企業進入，而新興的產業又沒能及時替代，從而造成地方稅收減少，失業增加。此時，地區的利益受害者會形成“利益共同體”，一起抵制污染治理；而當地政府很有可能迫于壓力而妥協，降低綠色發展的標準和強度，甚至主動幫助污染企業“披上綠色外衣”，進行不利于綠色發展的工業發展。
這其中的悖論在于，造成污染的企業的產品可能是維持當地稅收和就業的重要保證，而治理污染企業的目的，是為了“可持續性”地發展該企業，而不是尋找新興替代產業。為一時的環境利益而簡單地治理，不可能從根本上達到消除污染的目標。這種帶有妥協、被動特點的綠色發展，實際上是一種“偽綠色發展”。
答好“綠色”題還需多管齊下
《目錄》的出臺為解決這些問題開了個好頭。
“廣義的綠色發展貫穿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但我們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有限，應該把有限資源利用在綠色發展的重要領域。”臧紅印說。
國家發展改革委環資司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制定《目錄》參考了國際通行的綠色產業認定規則，以我國近年來生態文明建設、污染防治攻堅重點工作和資源環境國情為重點，廣泛聽取了各部門、各地方、各行業協會的意見建議。
“在此基礎上，我覺得國家應該確定綠色產業優先發展級別，明確哪些產業是迫切需要優先發展的。”常濤認為，現在各級政府動起來了，但難的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重點該抓什么。
“比如說在再生資源領域，是應該先解決快遞包裝，還是廢塑料或舊衣物的回收？有關部門是否可以從全局考慮，出臺一些綱領性的文件。”常濤說。
此外，常濤特別強調，在發展綠色產業時尤其要重視體制機制的創新。“現在都在強調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給企業減負。但環保產業情況不一樣，政府在這一領域管理、監督、扶持的力量不能少。”常濤說，以生產者綠色責任制為例，短期看是給企業增加了負擔，但長遠看，如果大家都增加了綠色發展的責任擔當，那對所有企業就是相對公平的，而且企業在這個綠色發展過程中，會想方設法提高技術水平，降低成本，從而促進整個行業的升級。
臧紅印認為，各地應在吃透國家相關政策基礎上立足本地區具體情況，做好綠色產業的梳理和規劃，有條件的可以創建綠色產業發展智庫和綠色產業發展的大數據平臺，大力培養相關人才隊伍，做好相關技術創新和技術轉化工作，千方百計開展綠色產業導入工作，同時還要加大對綠色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度，進一步推進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發展基金等工作。
“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增加本地區就業和本地政府財政收入；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培養本地區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協調發展的新動能和新活力。”臧紅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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